自笔者在《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上发表了《中国亟待建立自己的民族学理论》一文，《新华文摘》1994年第10期转载了该文。此后的二年多时间里，笔者收集到不少读者的意见和来信。这当中有理论界的研究人员，但更主要的是我国民族地区从事各类实际工作的基层干部。他们有些是基层政权的党政干部，有些是从事经济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各类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普遍认为：民族理论界长期与民族地区的工作实际和发展相脱离的情况确实到了应该有所改变的时候了，希望理论界对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的探索能继续做下去。希望有符合中国民族地区实际的新的理论出现。从而协助国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力量，帮助中央处理好民族地区的各种关系，使中华民族大家庭进一步团结起来，把民族地区的脱贫工作和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做好，使民族地区真正发展起来，赶上内地发达地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当命题这样提出，当然地涉及今天中国人文科学研究的重大前沿──中国古代史的重建研究工作，中国文明、国家、民族三大起源形成的研究工作,还有中国国家疆域的形成。这样重大的理论建设工作，需要有各种不同意见，需要大家群策群力。笔者的工作只是抛砖引玉而已……。当然如果我们真能建立中国自己的民族学理论，笔者深信，无论东西方人类和社会，应该有共同的发展规则，那么中国的理论将对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做出贡献。
一、背景及相关理论问题
中国古代史是中国本土的旧学，而民族学和考古学则是二十世纪初从西方传入的新的人类知识体系。二十世纪是新的知识体系不断涌现，旧的知识体系不断瓦解的时代。工业革命以后的世纪，是人类科学理性和知识发展的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里，伴随科技的巨大进步，各种人类文化和社会的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图景。古老的中国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全球范围发生的这一与现代过程相伴随的剧烈社会变化和运动，在现代知识体系中被称为“现代化”。
人类正在走向未来。全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体统，不同历史背景和不同种族背景的人群们正在空前狭小了的生存空间中被“现代化的领头羊”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有意无意地牵引和驱赶着，走向不可知的，茫然的未来。
人类未来的迷茫、茫然和不可知，首先体现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行为的自私和茫然，以及西方政府首脑思想的迷茫、茫然。
以当前全球的民族问题为例，源于西方老殖民主义者的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内的民族问题时，西方民族学以文化相对论和文化虚无主义为武装，表面讲的是争取“人权”和“民族权”，实质是大肆宣传“族性迷信”，强调民族差别，主张民族分离，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使劲煽动民族冲突和民族仇视。当前，非洲卢旺达国内的大规模民族间的仇杀，欧洲波黑地区的穆塞两族间大规模的种族仇杀，这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负责任的民族理论的宣传和指导，及其有关人员直接插手的操作是有关系的。
中国的西藏问题上，西方人亦是如此。在西方有关西藏舆论媒介宣传上，长期出现大量的谣言和谎话。某些西方人出自自私的目的，企图煽动利用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以便达到分化、离间和控制这些发展中国家和人民。但是这些自私的目的和行为的后果一旦超过可以控制的范畴。例如，在非洲卢旺达和欧洲波黑地区出现大规模惨绝人寰的民族仇杀，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善良的西方人和某些负责任的西方政府首脑亦是不愿意看到这样悲惨后果。我们认为，西方到了应该反省自己的理论和行为的时候了。
邪恶错误的东西，从来就是两刃剑，不会只伤害别人，而不伤害自己。现在我们来看以宣扬族性迷信为宗旨，主张民族分离和文化相对论的虚无主义的西方现代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在美国国内社会的指导作用吧。
在美国的大学里，“因为对族性的迷信使学生相信，他只有与自己的同胞才可能进行真正的交流。于是，美国大学校园像贝鲁特那样分裂成各种文化飞地。曾经在一个半世纪前开美国黑白学生同校上学风气之先的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今天成为分裂的典型，亚裔，犹太人，拉美裔和黑人，生活在不同的宿舍，甚至同性恋者也按族裔分成不同的团体，结果，奥柏林学生的思、学、行、居完全分开，大学失去了它应有的普遍性。对于这一分裂的图景，施莱辛格痛心疾首。“族性迷信夸大了各族裔之间的差别，加深了不满与对立，加强了各种族的民族之间可恶的鸿沟，结果只会是顾影自怜和自我封闭”。(1)
美国政治家兼历史学家施莱辛格对美国国内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 倡导引发下的日益严重的种族冲突，表示了深深的怀疑和忧虑。他在其最新著作《美国正在丧失统一》(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1992)中，一再强调，以非洲中心论族性迷信和制度化的双语教学运动为核心的多元文化主义正在侵蚀美国的立国之本。那镌刻在美国国徽上的合众国─(eqluribus unum)理想。
学者评价道：施莱辛格又为何要大动肝火，以古稀之年与多元文化主义较劲呢？这大概与其历史学家特有的职业敏感和责任有关。他深知，一个国家的未来在于教育，而教育的第一要义就是确立课程和教材。而族裔空想家正是由此发难，直捣美国的立国根基。因此，向美国青年一代灌输何种人文教育，便成为两方论战的焦点。因为学生在学校中所学到的东西最终将影响美国生活的的其他领域……(2)施莱辛格感叹道：美国是多族裔人民融合而成的统一民族的理想正在被放弃。(3)
美国立国只有二百年，是一个在新大陆由欧洲、非洲和亚洲移民组成的新国家。同时，美国又是全球科技水平最高、经济最发达，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确实是多文元化的国家。如果说美国这样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都承受不起搞民族分离的多元文化主义的震动。那么，像经济落后的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此又该怎么办呢？今天每个美国人每年所消耗掉的物质和能量都是每一个中国人无法与其相比的。美国人多消耗掉一分能源，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就只得少消耗一分能源。在这一点上无法与美国人讲公道。而中国人口多，资源是有限的，同时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没有向外扩张殖民的内在机制，不可能象十六世纪的西方人那样向外横蛮的大规模侵略殖民。如果说中国古代文明那么强大的时候都没有走向外扩张的殖民的道路，那今天就更不可能了。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走向现代化方面必须走出自己的路子即要向西方学习，但又不可能走西方的路子，同时在解决自己的民族问题上，也必须根据自己的特点，走出自己的路。所以，我们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民族学理论。
宋蜀华先生讲：中国的地理生态环境是复杂多样的，所以中国的民族和文化是多元的。我们不同意宋先生的判断。当然要讨论问题，首先就需要双 方清理概念和定义，不然可能要产生误解。例如我们讲美国的民族和文化是多元。这是指美国是由欧洲民族和文化。
非洲民族和文化、亚洲民族和文化以及美洲的印第安民族和文化，这样的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组成的美国民族与文化。那么中国呢？中国是东亚文明的中心，中国和中华民族是地球上唯一文明未曾中断的最古老的文明系统和最古老的民族。中国的民族和文明都是在中国这块大陆上土生土长的，原生态的民族和文明。尽管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具有无比广阔的涵盖性和包容性，具有非常丰富的多层次性和多样性，拥有无限的生命力，善于吸收任何外来优秀文化。张光直先生指出：“几乎没有人不承认，中国历史发展中，民族、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化传统都是一脉相承的。无论自旧石器时代早期以来各个发展阶段的考古资料，还是自甲骨文以来以各种方式记载的文献资料是详尽而丰富，尤其是连续不断的……”。当前，考古学界亦指出：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内涵和文化面貌是一致的。
我们认为中国文明无论是从发生学上还是从内涵上都是一元的，中国文化亦是如此。中华各民族，汉族和各兄弟民族拥有共同的文化，这一点正在被大量的人类学的田野考查和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献记载所证实。而汉族和中国的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兄弟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还拥有共同的种族和民族血缘关系。这就是中华民族这一古老的民族和古老的文明所拥有的无比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如果把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多层次性定义为“多元”，那就是另一回事。况且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只有从人类历史文化的发生学和内涵学上探讨和证明其确具“多元”性，不然就没有科学价值。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要进行论证。从西方留学回来的民族学家们不能因为美国是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也就认为中国也是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如果不了解中国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不深刻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不能轻易下断言。地理环境和海拔高程的多样性，并非一定要造成“多元文化”。二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况且美国的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与中国的民族和历史文化，在时空发生学上相距了数千年，从学科的角度，两者是没有可比性的。否则，将造成巨大的时空错位更不要谈不同文明中的价值体系上的错位了。因为历史学是一切人文科学的基础。
因此，我们认为，西方民族学和西方历史观是不能简单地照搬到中国来的，我们只能借鉴其中有用的部分。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历史学理念体系和价值体系。简单照搬西方民族学的“多元文化”概念，将给中华民族传统的凝聚力和中国的现代化造成极大的危害。中国必需地建立符合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又在学理层面上得到承认的现代民族学理论，来确保中华各民族的团结和经济文化的现代化。
西方民族学照搬到中国或称在中国运用的最大误区在于：民族基本关系的巨大错位。西方民族学所描述或观察的民族的基本关系和角度，无论怎样隐蔽，基本仍然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从发生学上讲西方人怎么也摆脱不了殖民者的观察角度，对其他文明区域内的各民族的相互关系，用西方民族学的有色眼镜去观察，任何民族间的正常的相互关系都成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事物原来的关系和本来的性质都被西方人和西方民族学给颠倒的。在中国，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在中华各民族之间是不存在的、没有的。尽管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不平等的民族关系，存在过相互压迫，但这根本就不是殖民者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而且中国的民族学家也不是殖民者被殖民者之间的调解人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中华各民族都是在中国这块土地，这块大陆上的土著，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各民族有着共同种族血缘关系，有着共同的中华文化(尽管各民族文化有差异，但文化的本质和源头都是共同的)，彼此血浓于水。�因此，中国的每一个人，或称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无论他具体的是分属那一个具体的民族，这个他对中国境内的每一块土地，都拥有居住、工作和自由生活的权力。也就是说中国的每块土地，中国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公民(�或称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拥有居住、工作和生活基本权力。�也正是从这一点中国的国家主权，从每一个中国公民身上得到具体的公平的体现。否则国家主权就变成了一句空话。民族区域自治法也必须是建立这一国家主权的具体原则的。这也是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权平等的具体体现。而这一原则的来源和依据是中国及中华民族久远的历史和过去。
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向全世界说，美国的立国基础是不道德的、非道义的。美国的立国是西方殖民者把美洲新大陆上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几乎都杀光了，把非洲黑人抓到美洲来当奴隶。因此，在美国，是白人对不起黑人白人欠着黑人的巨大的债务。但从人类的某种道义上讲，美国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对美国这块土地都并不真正拥有权力。真正拥有权力的是美国土著的印第安人。但是在白人的屠杀下，今天他们已经几乎从地球上消失了。因此，当美国人对世界上别的国家指手划脚时，还是应该反省一下美国自己的立国基础。也许，中国人没资格来评说这一切，但中国人从某种角度上是认可“天道”的。“天道”自有公论。
因此，基辛格博士最近在菲律宾议会讲演时说道：美国只有二百年的历史，而中国却有近五千年的历史，中国用不着让美国来指责教中国该怎么做。
下面我们切换一个命题：讨论与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相关联的涉及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文明、国家、民族三大起源的相关背景。
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是二十世纪才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新学，中国古代史是中国本土的旧学问。科学的历史学知识和历史观念需要有考古学的某种验证和洗礼才能建立。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古代史都掺杂有许多神话传说的史料，怎样科学地对待、研究和使用这些神话传说的史料。是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和历史学面临的共同课题。这是科学地重建中国史前史和中国古代史所必须解决和突破的命题。考古学对中国传统的古代史知识和观念的检测和洗礼是必须的。同样性质的工作，西方人在研究古代近东、埃及、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已有先例。
本世纪初叶，欧风美雨，西学东渐。在西学影响下，中国古代史学经历了一场举世闻名“古史辨”的疑古派改造运动。杜正胜先生说：这场运动“传统以儒家经典为主导而建构的古史观一再遭到质疑，摧毁殆尽”。一方面，中国古代史被《古史辨》从经学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恢复史学的本色，但另一方面，传统的古代世界也被顾颉刚著名的“层累造成说”真空化。古代长达数千百年，中国人在这漫长时间内所建立的社会，形成的国家，创作的文化，都落入朦胧的虚无之中。历史家可以用四个字评论此一运动，那就是“破而不立”。
“疑古运动”能破不能立是由客观条件限制的，文献一经怀疑，历史重建遂失去凭借；何况那时中国考古园地一片荒芜，不能提供具体资料填补真空。不过从方法上论，李玄伯先生当时就指出“解决古史的唯一方法就是考古学陆懋德鉴于西洋上古史之研究，也呼吁历史学家借用考古家的证据”。(4)
“我们知道，在安特生发掘仰韶村的二十年代初叶，古史辨派正对以经学为中心的古史体系进行最为彻底的否定。他们认为古人言之凿凿、顶礼膜拜的三皇五帝等无非是春秋以降层累地造成；或子虚乌有，托古改制，或来源于商代神话。王国维对甲骨文所见商代世系的确认，证明了《史记》关于商代的记载大体是可信的对古史辨派的过激之处有所警觉，又使学界清醒地认识到古史问题的真正解决最终要依赖于“锄头考古学”。由于文献中关于三代事迹的记述较远古期丰富，所以当中国学者计划大规模田野工作的时候便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已有大量甲骨出土的殷墟。(5)
一九二八── 一九三七年，对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十五次考古发掘，证实了商的存在。其成就之大 ，�无论在中国考古史上，还是在史学史上，都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从此使学术界对商王朝的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殷墟发掘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但对已经被“疑古派”运动化为一片虚无中的中国古代史的重建，这是一柱究竟难以擎天。这需要在中国大陆全境范围内，大面积大规模的众多田野考古发掘。由于当时中国考古学的田野发掘证据奇缺，在历史学术界“中国文化西来说”盛行一时，因为对中国传统文献古籍和中国传统历史观进行的彻底否定，起而代之的是用中古到在西欧这块土地上产生的西方历史学观念来解释中国的历史。
1950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的考古田野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最近二十年，中国各地的考古发掘工作相继展开，田野考古资料大量累积，学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讨论开始深入，中国考古学进入黄金时期。
下面我们列数本世纪中国考古学的重大成就：
一九二一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省绳池县仰韶村的发掘，发现了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首次打破中国无史前时代或石器时代的理论。
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七年，中国考古学家对河南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
一九三ｏ年──一九三一年，中国考古学家在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发现了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并通过对河南安阳后岗的发掘，认识到龙山文化在年代上是介于小屯文化(商文化)和仰韶文化之间的，为中国史前文化序列的建立和探索商文化的起源提供了关键性的依据。
一九四五年，夏鼐先生对甘肃宁定县半山区阳洼湾的考古发掘，从地层学上推翻了安特生所建立的齐家文化早于仰韶文化的序列，为推翻仰韶文化西来说提供关键性的依据。
一九五九年，考古学家在对山东泰安大汶口的墓葬发掘中，发现了分布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一九六二年通过对曲阜西夏侯的发掘，从地层上确定了大汶口文化是龙山文化的前身，这样就否定了自二十代在学术界流行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二元对立学说，使对中国文明起源进程的研究又前进了一步。
五十年代──七十年代，在中国全境全国性的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工作开始展开，在长江流域、华南和北方等许多地区都发现了丰富的史前文化。其中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的确立，长江下游马家滨文化、菘泽文化的发掘，使考古界认识到长江流域的史前考古文化有别于黄河流域。从而，进一步看到了中国各地史前文化的多样性。
七十年代中后期一系列距今八千──六千五百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例如，陕西老官台遗址、河北磁山遗址、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山东滕县北辛遗址、浙江河姆渡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界的又一重大突破，直接解决了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起源问题，并且使探索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成为可能，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大大向前推进了。
在考古学上，中国原始农业的产生现已能追溯到一万二千年前。整个史前时期，大体以秦岭淮河为界，中国一直存在二个农业区，即南方稻作农业区和北方农业区。前者的起源中心一般估计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而后者的起源中心不出华北地区。
基于这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八十年代考古界开始讨论中国史前文化的时空关系。苏秉琦先生将全国主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分成六大区：陕豫晋间的中原、山东为中心的东方、环洞庭湖及四川盆地之西南、长江下游以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鄱阳湖到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和燕山长城地带的北方。张光直先生提出“相互作用”的观点，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成八大相互作用圈，来解释中国古文化的形成过程。
考古学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中国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时空框架基本建立，使各种材料都找到了适当的位置，籍此，古史学家可以开始描述中国古文化的演进序列了。
考古学者曹兵武指出：“从考古学的发展史来说，经典考古的最大贡献是不同地区不同文化演进过程时空框架的建立。当殷墟、二里头、龙山、仰韶、裴李岗等不同阶段的文化演变序列和谱系基本清晰以后，经典考古学在中国的历史使命便大体完结，揭示中国国家，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三大起源问题被明确提上日程”。[6]
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怎样科学地重建被“古史辨”运动化为“虚空”了的中国古代史和史前文明。
杜正胜先生指出：“在中国，随着治学方法的引进，考古遗址的发掘……内容比较充实的中国古代史也逐渐形成。不过，有些关键性的问题亟待突破，目前距离理想的古代史研究还颇遥远”。(7)
二、科学地重建中国史前文明和古代史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和亟待突破的学科重点理论前沿。
目前，中国考古资料已经大量积累，历史文献本身就浩若烟海。重建中国古代史似乎是条件成熟了。但实际上难度极大。科学地重建中国古代史所面临的困难分为两层：第一层、存在于历史学观察的理念体系和理论思维方法论上的问题。笔者以为，我国历史学界如果不能突破长期先验地搬用西方历史学理念来理解和阐释中国历史的错误思维方式，重建中国古代史就将极其困难。
我们首先论及第一层：
1、按照历史学对年代学的绝对性的严格要求，�中国明白无疑的纪元始自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这个年代在一般历史学中虽然不算太晚，但在世
界古代史的范畴内已经接近尾声。杜正胜说：“夏商周三代部分，传统年代学存在不少误差。譬如关于夏朝开国，上下限的估计便有两百年之差距，但尚有规矩可循，在此以前更无凭借。《史记�·三代世表》太史公慨叹黄帝至夏禹记年乖异，足征古史记年之难，何况我们现在研究的古代社会还远在黄帝之前！”
现在国际承认的中国的历史是从商代开始，是因为有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实了“商”的存在。但从一九二八年发掘安阳殷墟遗址到至今，西方学术界和我国历史学界对“商”的理解是西方历史观的，即把“商”看成河南中原的一个辖区很小的区域性政权。�因此，�英国历史学罗伯兹1993年在其著作《世界史》中说:“一致公认，�中国的文明史从商开始。长期以来这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础。因为中国只有公元前8世纪以后的纪年，�没有更早的像埃及那样的纪年表”[8]。“他(指罗伯兹)还说，商朝于公元前1700�年左右统治河南一带的约4万平方里(4000)的地域，�比英国今天面积还小。商代是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以东的有证据的唯一文明，可能于前1027年为周朝所灭，罗伯兹所指的证据是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9]
“美国伊里诺依大学斯塔尔等编的《世界史》中说，中国的古代文明比美索不达米亚晚，是受到后者影响而发。中国的青铜器出现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炼铁技术是1000年后从西方传入的。从未有过毛制品和奶制品。中国古代文明是在商以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作者们说，商年代为1523bc─1027bc，安阳出土文物是唯一的物证。”[10]
关于“夏”朝，至今还没有确实的地下考古证据。李零先生说：“现在对于‘夏’这个话题，我们中国人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西方学者的态度刚好相反。问题仍处于讨论之中。我们‘宁信其有是因为古书动称三代’”在我们这儿太深入人心，少了一代，也就不成其为三代。例如张光直先生就使用“三代考古”这样的名词。有人说凡是黄皮肤的都说“有夏”，白皮肤都说“无夏”。可见这才是“古史”拉锯战的前沿。兆光说，现在都说“走出疑古，进入释古”，但实际状况却是“非信则疑”。这话要讲“古书”不一定对，但讲“古史”大体不误。我发现，中西学者的态度和彼此的法学传统正好相反[11]。
有一点，实际上李零先生说得并不对，中国历史学界有相当部分的人并不相信“有夏”的。疑古派和西方历史学的观念在中国历史学界影响是非常深的，李零先生说：有人说凡是黄皮肤都说“有夏”，其实这些黄皮肤绝大多数都是非历史专业的人。李零又说，有人说凡是白皮肤都说“无夏”，这也不完全对。在欧洲的科学和天文学家中就有人认为中国有着非常古老悠久的历史和文明。例如欧洲天文学家根据中国史籍《左传》记载的古代天象，其中就有根据太阳历在特殊时间出现的星辰的准确记载。将这一著作同2.6ᦙ3;万年的天文周期，也就是“岁差”相比较，欧洲的天文学家断定《左传》中的记载可以上溯至公元前二十六世纪……[12]。
中国历史学界的许多人员相当缺乏自然科学素养。因为他们上大学后就不用再学习自然科学水平。
笔者是学历史出身的，深知“东周以前无信史”在中国高校的历史系和研究院的历史所里曾是一条“清规戒律”。认为，没有“证据”以前，不要浪费精力去研究思考这些根本靠不住的历史。许多教授是反对和阻止学生思考和提出问题。“疑古派”极其强大的影响力导致历史学界的许多人们似乎丧失了思考力。这种状态在中国历史学界已经长达近一个世纪，应该到了有所改变的时候了。笔者十几年前在历史系读书时就深感痛苦，常想这个不允许提出问题，也不充许回答重大问题，不充许进行理论的前瞻性探索的学科，还算科学吗？
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论及前面二位外国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评论时说：“所有认知自己的祖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的炎黄子孙们，部分历史学家可能除外，对外国人的这些说法会愤斥为浅薄。读了几本现代中国人写的史书才明白，外国人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历史学界自己的迷茫和纷乱”[13]。
“古史辨”的疑古学派作为中国史学界的一种学术观点、一种学派，是无可非议。但是一个学科让一个学派完占统治地位，这就有不正常之处了。问题出在传统的中国历史学界使用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仅是明清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这种考据方法就是从史料文献到史料文献，来考据以辨“真伪”。考据学派在研究上有长有短，短处是没有思想，研究历史，不考虑这是与人类思想是有关联的事物。还有从史料到史料的考证，从逻辑学的严格意义上讲是错的，因为同质的事物是不能彼些证伪的，当然这一条不是绝对的。因此史料文献的记载的考证应尽量要有地下考古发掘的映证。
因此，中国历史学界应该充许有多种研究方法有彼此不同的多种思想和多种传统的学派的存在。尤其是前沿的重大课题的研究，应该众多学科(理所当然地要包括自然科学)的合成作战，才有可能取得突破。而任何科学上的突破，首先是研究者思想理念上的突破。
例如，研究中国的三代以前社会，研究中国文明、国家和民族三大起源，如果没有考古学素养、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的素养，没有原始宗教学的基础，没有人类原始社会的基础知识，没有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熟知，研究工作是不可能深入的。
疑古派过去讲中国“古史”，有一个神话学的逻辑，现年代越早的东西是年代越晚的时候编造出来的，实际上他们是想说，夏是商编出来的。商是周编出来的，唐、虞是战国编出来的，黄帝是汉代编出来的。他们对几乎所有的中国古文献大都持不信任态度，中国的古代历史就是这样被化为一片“虚空”的。
目前，至少商周已经得到了考古学上的证实，某些历史学家已经不敢说商周是编造出来的了。没有得到证实的是“夏”。这两年张光直先生正率领中美联合考古队在河南商丘发掘，希望能找到早一点的“商”。因为现在不但“夏”的问题没解决，而且“早商”和“先商”也没有解决，而这一点是有助于弄清“夏”、“商”的时空交叉。但这一工作目前前景渺茫，国内学者早已断言“没戏”。李零先生说：“现在我们正处于本世纪临近结尾的几年，老天保佑！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中国的‘三代考古’迈出其关键一步，可以同殷墟发掘旗鼓相当的一步(地点、世系、遣址、遣物、铭刻都能对得上号)。至于黄炎二吴之类，我才不做那个梦。”[14]
按照历史学对年代的绝对性要求，中国历史学界关于“夏”的田野考掘要求在地点、世系、遣址、遣物、铭刻与中国古文献的记载对上号，这一点中国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要求，是无可非议的，严格的，正确的。
但是，考古学如果在短时间内，甚至是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还迈不出这关键性的一步，那么我们的对中国古代历史、对中国文明、国家、民族三大起源的研究和探索工作是否就都得全部停下来呢？况且三大起源的问题在时间跨度上是远远超越了“夏”代的。
因此，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研究手段和研究思想上，我们应另辟途径。
1996年国务院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列为“九五”重点，得到各学科的许多学者们的热烈支持。历史学界受很大震动。一部分历史学家不同意“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名称，认为不能用，“断代”这一词。其理由是：“夏商周”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前后承接的统一性的全国朝代(�或称政权)，三者都只是中原地区的区域性政权，�而且考古学还证实了夏商周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民族集团。这些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全国性政权或称朝是自秦朝开始。这一部分历史学家，不承认夏商同作为中国的三个朝代。因此，不同意用“断代”这个词。这种观点正是“疑古派”的观点。
这里我们看到了，田野考古发掘的资料也可以从某种角度上用来证实“疑古派”的观点。例如孙祖初先生说：“如果说过去有关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关系问题只是从文明献中引伸出来的种种推测，那么考古学家则愈来愈有可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一方面，三者是在不同的区域发展起来的，夏文化的直接前身则依次是豫北冀南的后岗二期文化和关中地区的客省庄文化，这反映出它的应来自不同的人类集团：另一面，我们也应注意到，前述的王湾三期文化、后岗工期文化和客省庄文化是文化传统非常接近的三种文化，总体上应同属于中原历史文化区。再者，无论是商代夏还是周克商，不仅都意味着不同人类集团之间的血缘与文化的大融合，而且还意味着政治及文明形式的认同性。我们不会注意到，夏、商、周在建筑格局，埋葬制度，青铜器的制作及功用、宗教信仰、文字系统、经济活动乃至政府形式与统治力量的来源(张光直)都大同小异。同样的情形也程度不等地反映在夏、商、周与其方国文明的关系方面。这一认识的得出，即是中国考古学阶段性的成果，也是中国考古学献给史学界的一份厚礼。”(15)
考古学者孙祖初的上述看法，我们能说他不正确吗？显然我们不敢说孙祖初先生讲得不对。同样，我们能讲孙先生讲得完全正确吗？至少笔者就不愿意认为孙先生讲得完全正确。笔者在这里举一个或许是很不恰当的思维上的反证：�1万年以后的人类，对1997年的中国南方某汉族农村的村庄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同时亦对1997年的中国北方某汉族农村的村庄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并把南北这两个村庄的房屋建筑结构使用的器皿、锅火、生产工具等等都很不相同的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假设1万年以后的人类对1997a533;年的中国的历史文献记载产生了“疑古”，或历史文献有大面积的遗失，因而对1997年中国的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有些搞不清楚，那么他们肯定把1997年中国南北两个汉族村庄判定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的人类集团。因为他们居住的房屋结构，使用的器皿和生产工具都完全不同。如果再对这南北两个村庄的墓葬进行发掘和进行体质人类学的测量，那么更可以判定这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民族，因为体质差别太大了。事实上，我们这些活着的1997年的人知道这是同一个民族。尽管这个反证主反思是荒诞的，但是这个反证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旦我们怀疑或没有了当时的关于其社会文化的历史文献的记录，仅仅依靠地层学和器形学的考古田野发掘资料来说话，这将是完全危险的，尤其是要判断其相当复杂的社会文化形态这一类的现象，可以说考古学几乎是无能。(�除非挖掘出当时文字记录的考古资料而又能读得懂。)否则。�杜正胜先生指出：“然而就方法论而言，如何列更合理地解释出土新材料永远是任何一门学问应悬的鹄的”。(16)笔者以为“考古文化”或“考古学文化”，需与带有人类社会关系内涵的社会文化进行相当程度地严格区别，在研究上，前者不能也无法代替后者。
中国考古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用确凿的地下遗物建立了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的史前考古文化演进的主要发展序列和时空框架。
但是，中国考古学的巨大成就及其知识，是依赖于人们的解释系统。其不仅仅是“实证”的结果。当经典考古学在中国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后，中国考古学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怎样合理地揭示和解释中国文明国家和民族三大起源。这就不仅仅只是为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寻找一个物质性的基础，还必须为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寻找出其发生发展的逻辑和理论基础。
中国考古学界已经开始在反思自己的工具的适用性。提出了“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的问题。考古学者陈星灿指出：“考古学是从西文传入的。在考古学的技术和方法进来的时候，一整套的术语也随之而来……一些主要从民族学研究得来的社会进化方面的术语如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也随之进入，并成为我们话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期以来教条地对马克思主义，固守经典作家曾经使用过的某些概念，把中国史前文化中发现的大量内涵丰富的现象，简单地纳入母系社会或父系社会的模式，而对这些现象所可能体现出来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特点却常常一幌而过。因此，尽管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就，但基本上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不是说可以超越公认的学术规范，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人类文化所具有的复杂性，意味着文化表述方面存在多样性的可能。我们所谓的国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它们在历史研究特别是关于社会进化方面的研究的表述上有无可比拟的长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中国古代固有的一些概念大概在问题的讨论和表述上更有优势。比如判、城、国、野、氏、姓等等，尽管歧义很多，但经过必要的梳理，也许更易于表述中国古代文明特点。”(17)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墓葬群中，大量礼、乐的普遍发现，已促使中国考古学家重新从礼乐制度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
杜正胜先生说：“礼乐之器政治意义大，但政治之贵高于经济之‘富’，因为礼器定名分，名分维系政治社会秩序，故礼器的形成是判别国家形成的大关键。发掘陶寺遗址的高炜先生和我不约而同地使用‘礼制’这个传统概念来贯穿龙山时代特殊大墓的政治意义，似乎比‘私有制’更易说明阶级与政治的关系，而且也更合乎考古资料的性质。”(18)
中国考古学界对中国考古学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意义的理解亦是很不一样的。例如，孙祖初先生继续用这样的词语论述道：“古史辩派彻底打破了传统史学中中华民族出自一元的思想，这就为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等的二元或三元民族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如果我们承认考古学的民族性，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中华民族的形成理解为一个多元一体的复杂过程。”(19)
但是，杜金鹏先生却明确指出：“首先，考古学为传统的中国文明史观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传统的中国文明史观里，‘五帝三王’代表了中国的早期文明时代，起码从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起，这个体系就确立了”。(20)
曹兵武先生指出：“通常的看法是，春秋战国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秦汉大一统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形成并稳定的关键时期。这未免有点像传说中老子一生下来就是白胡子的老子。考古学的发现一直在不断地刷新我们的视野：夏、商、周三代不但存在，而且其文化貌的统一性和文化结构的稳定性，明确说明一个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已经形成；三代均由不太的地方性部族文化经过立国然后入主中原建立文化优势的考古事实，暗示着一个理念中的‘中国’先于三代即已出现……”(21)
笔者以为，考古学已经为重建中国史前史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时空框架：公元前5000—3000年是仰韶文化阶段，�公元前3000—2000年是龙山文化阶段，此前连同公元前5000�年以前的“前仰韶”统属于考古学的新石器时代；公元前2000年进入青铜时代，此时当为传统史学的夏代。
最近宋健同志代表自然科学界提出供史学界参考的意见：夏代从西元前2200(2200bc)�始，�五帝时代从公元前�2600—2200年，即2600bc—2200bc。(22)事实上，宋建同志的意见是具有相当的科学依据的，欧洲的天文学家断定《左律》中所记载的天文现象可以上溯至公元前二十六世纪。甚至还有远远上溯。(23)
同时，考古学者指出：考古学证实了中国是探讨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中国旧石器的特点是分布广(�已在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发现三四百处遗址)、时间跨度长(距今近二百万年至几万年)、种类多(人类化石、石器、骨器等)、�共性强。虽然有人主张取消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中国一词，但中国境内的旧石器遗存年的较多的共性。如人类化石所显示的头部特征接近，石片石器为主，尤以单向反面加工的刮削器、尖状器最为常见。考古学家认为，这些无疑构成日后构成中华文明圈的最早的文化基础。(24)
考古学证实了中国文明是从旧石器时代从中国本土上发展起来的土生土长的原生态文明，同时考古学又提供了新石器时代中国大陆的各种考古学文化演进的时空框架，自甲骨文以来的各种方式记载的中国历史的文献资料是详尽而丰富，这一切说明自旧石器时代起中国的文明和中国的历史是连续不断的，未曾中断，这种情况在全世界是唯一的。因此，中国是地球上唯一文明未曾中断的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系统。无论西方人怎样谈论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古代历史的准确记年比中国早得多，但有一条，无论是古埃及、古巴比伦还是古印度，这些古文明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都已经消亡毁灭了。这些古文明与今天的埃及人、巴比伦人和印度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不是十八世纪西方人在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的考古发掘，全人类都不知道还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印度文明这回事。十八世纪时当地的埃及人和巴比伦对古埃及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茫无所知。就这一点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是不能与中国相比的。
中国从原始社会延续至今的文明不曾中断，这在科学上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笔者以为，对全人类的利益和未来，具有极其巨大，今天还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从某种角度处在黑暗之中向未来探索的人类，中国古代文明无疑提供了人类向未来转换的一种合理而等量的参照和经验，尽管有些历史哲学家就人类对未来的选择能力深示忧虑。
从人类社会的现代思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十分错误的理论对人类价值和人类行为的误导。错误理论的误导对人类未来所造成的恶果是十分可怕的。种族和民族间的冲突是人类最古老的冲突方式之一。美国国际战略专家享延顿把当今的民族问题和国际问题最终都还原为文明间的冲突，享氏认为：今后国际间的冲突主要是西方文明与中国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冲突。享氏的判断给人类的前途和未来投下了阴影。笔者认为享氏的观点是错误的。享延顿对国际事务的悲观见解和他的冲突理论实际上是源自于他对美国国内问题的担忧和他对美国国内日益紧张的种族冲突的亲身体验。笔者认为这在相当程度上是西方人(包括美国人)自食其果。自本世纪初叶，相当多的西方人类学家放弃了人类的基本理性，判断放弃了人类具有共同性，全人类都能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人类为了进步是能够进行协作的，这一人类和社会进化的基本的人类理性的判断。相当多的西方人类学家悲观的陷入“文化相对主义”。这种“文化相对主义”发展到最后，必然只强调各人类群体文化的特殊性和不可沟通性，那么，人类就只剩下冲突这一条路了。事实上，强调“文化相对主义”，曾经是西方人类学家和战略家离间和挑拨的那些过去曾是他们殖民地的广大第三世界民族和国家的战略阴谋和手段。他们确实相当成功地导致了这些地区的民族和国家的内乱和冲突。但是当这种“相对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民族和种族间的冲突和动乱在美国本土展开时，美国人才知道已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所有的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都具有共同性，也都具有特殊性。人类是生存在共性之中。缺少了共性，人类之间就不能彼此交通，人类也就不能彼此协作和进步。因此人尖缺少共性，是不可想象的。缺少特殊性，人类就失去了某种动力。因此，这也是不可想像的。此二者，人类社会是缺一不可。因此，人类学家和政治战略家们不能抹杀其中任何一条。
笔者长期在中国的横断山民族地区从事人类学的田野考察，从大量人类现象的观察中笔者相信了进化论。与许多人一样，笔者读大学时对社会进化论是持怀疑态度的。现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社会责任感，使笔者坚信了进化论。无论那些生活在多么严酷生态环境中的人类，是处于多么可怜的状态和境地中，但他们仍在力所能及地追求着进步，尽管这种进步与停滞相差无几，微乎其微。但这是一种根本不同的特质，抹杀了这一点，人类就没有希望了。尽管人类间的冲突不断，但冲突中寻求相互间的理解、协作和社会进步，仍是人类的天性。东西方人类都应高扬理性的光芒，人类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中国的文明，国家和民族之三大起源。事实凡是读过中国上古经籍文献的人都会有一个感觉似乎一个“理念中的中国”在夏、商、周三代以前或三代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不然这些古文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和这样措词呢？尤其是少年时读这些古文献的这种感觉特别强烈。后来稍长，读到疑古派的解释；认为这种观念和史料，即中国传统古史体系中的民族一元、地域一元的观念是春秋战国时的人们及后来的汉儒们编造出来。这样整个中国上古史就是伪造出来。
但当我们在生活中，看到这么中国人的思想中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大统一的观念如此深厚，就不得不对疑古派的解释和答案有所怀疑。还有一问题，如果疑古派的答案是错误的呢？那么谁对中国的历史负责？
还有一从军事地理地形学角度之反思：中国的面积相当于乌拉尔山脉以西的整个欧洲的面积，这二块面积基本相等的土地上，地理地形条件完全不相同。中国大陆地形条件非常复杂，海拔高程很不相同。中国除了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拥有二块面积不大的平原以外，绝大部分的中国领土都是重山峻岭，地形险要，阻隔重重。中国的地理地形条件对军事上的统一战争来说是十分困难的。这样的地形地貌反倒是进行武装割据、搞独立的绝好去处。但是人类历史在中国出现的却是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大统一国家。出现与单纯地理地形条件判断完全相反的结果。
而欧洲大陆，基本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尽管在南欧有少量山脉，但这构不成军事地理的障碍。欧洲还有几条河流，也基本形不成地理阻隔。因此，欧洲的地理地貌应该是产生统一大帝国的条件和因素，但是人类在欧洲出现的却是面积几乎相等的众多小国。这里也是出现与其单纯地理地形条件判断完全相反的结果。
这其中深刻的原因，显然是根植于中国与欧洲这两地很不相同的人类群体的极不相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层之处。基辛格在《重新思考世界新秩序》一文中说道：“欧洲堕入均势政治是其理想──中世纪大一统帝国的梦想破灭，同时这一古老理想的劫灰之上却长出了一大堆力量大致相当的国家。”(25)中世纪的欧洲有没有这样强烈的理想，笔者很是怀疑。人类历史的巨大趋势必然产生于其极为深刻的深层原因，这样的深层原因是不可能建立在历史的偶然性和偶然事件上的。因为中世纪欧洲的给查理曼大帝的时间非常短，一闪即过。而且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当然笔者在这里绝对不是在说：今天的欧洲人类不能对他们的未来进行选择。笔者没有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对疑古派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结论需要做出判断。疑古派说：中国大统一的历史和思想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和汉代儒生们编造出来的。现在笔者要问二个问题，一、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们和汉儒们为什么要故意编造中国历史和编造中国大统一的概念呢？目的是什么？二、没有大统一当时的中国人们就活不了吗？
笔者认为，一、从各方面的研究的情况上判断，春秋战国时的人们和汉儒没有编造概念和编造历史。大统一的概念，一个“理念中的中国”的概念，实际是先于三代和三代以前就一直存在于中国的文化和价值本系之中？笔者在下面回答并阐述该命题。
二没有大统一，当时的中国人也能活下去，问题是整个就得换另外一种活法。但是，每一人类群体对自己过去的历史是不能选择的，因而，对自己民族群体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亦是不能选择的。是这种民族文化和价值体系引导着中国人走向大统一。文化和价值体系是春秋战国时的人和汉儒们不可能进行编造的。同样，没有曾经大统一的历史，也就没有大统一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二者是互为因果的。
依据更为广义的历史哲学的理解角度，按张光直先生之所说，从中国上古史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法则，可以在全世界有更大的实用性(笔者以为，�此乃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种新的转换式说法)，那么，�数千年前的中国人如果要换另一种活法，只以能说唯有希腊人的世界是另外一种活法。舍此，都是一种相近的活法，尽管其他的人类群体没有中国这样久远的历史和历史的延续性，以及与中国有种种不同的巨大区别。但是，要让数千年前的中国人换一种活法是不可想象。
人类对自身历史和自身历史文化的不可选择性，及由此产生的其传统价值体系的不可选择性，在这一点上说明人类是没有自由的。
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二面性。一个拥有久久历史的民族和国度，这既是一笔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和财富，同时又是一付不堪承受的重负和桎梏。此古老的民族在可怕的文化重负下，已经禁锢到不知道怎样走路，不知道明天将与今天会有所不同，他们总是生活在昔日的历史光环之中，这样的情形是可悲的。而人类的近现代文明(包括整个近现代科学)都是那些没有历史的西方“野蛮”人创造的。西方野蛮人把他们的一切都追溯到希腊人那里去了，实际希腊人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正是他们善于向别人学习)。因此，希腊文化的负面作用西方野蛮人不必去承受，他们以希腊文化中学到的是经他们过滤了的希腊文化的精华。由此，西方人大获创造力。一个古老的民族要走向新生，必须善于向别人学习，同时要从自己传统文化中找到固有的能走向未来的支撑点。从传统中吸取精华，放弃糟粕。这需要深刻地懂得自己的民族历史。因为你的民族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民族文化的载体这是一无法改变的现实。同时要深刻地理解未来，理解现代化。从而设计出能从传统中走向现代化的切实可行的道路。正如邓小平为中国人民设计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道路，正是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智慧的高度结晶。
清理传统与国故，理清中华民族内部的相互关系，是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基础。为此目的，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代社会。
书归正传，现在笔者回答，为什么大统一的理念会先于三代和三代以前就存在于中国人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之中？
有一个必备的前提和条件，要研究中国史前史和古代史，必需具备古代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专业基本素养和知识。只具有其他断代的所谓常规历史学和普通考古学的知识是不行的，我们认为是不具有发言权的。否则不可能科学地理解中国的上古经籍文献。
笔者在民族学的长期田野考察中，长期思考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文明、民族和国家的三起源问题，几不能自拔。现在笔者把长期思考的结论说出来，供学人们参考。
笔者认为，长期在文人眼中是子虚乌有的虚构的“侈谈神怪，百无一真”的《山海经》，应该或者是必须作为三代以前可靠的中国史前史和古代社会无比珍贵的史料来对待。
理由如下：
一、中国历史的发展是连续的。张光直先生曾指出：“几乎没有人不承认，中国历史发展中，民族、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化传统都是一脉相承的。无论自旧石器时代早期以来各个发展阶段的考古资料，还是自甲骨文以来以各种方式记载的文献资料都是详尽而丰富的，尤其是连续不断的。”中国是地球上唯一文明未曾中断的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正因为这种全人类文明之中的唯一特殊性，中国上古经籍文献中完全有可能存在关于人类从原始社会(或称原始文明)向文明社会过渡和转化的具体记载或记录。事实上，这样的上古文献记载在中国是存在的，此正是《山海经》。研究中国的文明、民族、国家三大起源，除了必需的考古学田野发掘的映证之外，基本应该是在《山海经》的研究中去寻溯。
已经逝去了的人类的绝大部分历史不在人类的文字记录之内。王震中指出：现存的理论和概念“对人类社会究竟如何由史前走向文明”“缺乏社会形态和结构特征方面的说明。”(26)笔者的看法是：从对被认为连续的中国史前史和古代社会研究，是能够解决人类社会究竟如何由史前走向文明。从事这研究所应具备的人类古代社会的专业知识是重要的，同时文化人类学田野工作的长期经验亦同样重要。
历史语言学派的创始人麦克斯·缪勒指出：在人类的原始时期，民族划分可称为语言划分。在古代史的最佳著作里，往往语言分布图代替民族分布图。而这个时期，民族也完全可以等同于宗教，因为当时宗教和民族的关系，与语言和民族的关系一样密切，甚至更为密切。(27)
麦克斯·缪勒还指出：“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逐渐认识到整个宗教世界可分别划入几大洲的自然分界线。当然，我在这里指的是古代宗教，或宗教思想史的最早阶段。那时是原始时期，如果还称不上史前期，至少可说属民族的时期……。”(28)
麦克斯·缪勒还有一段对我们非常重要的理论，他指出：“是什么东西造成一个民族？我的这个问题应当是指远古时期。在国王这个管理人群的人还没有出现以前，人们是怎样形成一个个民族的？是通过血亲组合的吗？我看不是。血亲组合可以产生家族，但不能产生一种把人们联结在一起，使之成为民族的纯属道德的高级感情。”
形成民族的是语言和宗教这两个因素，而宗教比语言的力量更大。现今在北美有许多土著民。他们说的语言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但是说这些方言的人看来从没有结合为一个民族。他们一直是氏族或不定居的部落，他们可以一致对敌，但甚至这种同仇敌气也不能唤起他们的民族结合感，因为他们还没有整体感，而这种高级的感情是通过共同崇拜同一个神或几个神才产生出来的，在任何情况下这种感情都可以因此而得到加强。但希腊人却不同，他们的埃得方言，多里安方言和爱奥尼正方言差别很大，我怀疑他们互相听不懂话，可是他们在任何时候，甚至被几个暴君分而治之，分裂为好几个共和国的时候，都共同认为属于伟大的希腊民族。那么，尽管方言不同，王朝不同，甚至部落相争，国家相妒，他们心中仍保持着深厚的民族整体感，是什么东西保持住构成民族的感情呢？是他们的原始宗教，是他们对远古以来共同效忠的诸神和人的伟大之父的模糊回忆，是他们对多多纳的古代宙斯(含希腊的宙斯)的信仰。(29)
作为伟大的东方学家缪勒指出：在欧亚大陆人类原初历史的曙光时期，“在那块语言漂泊不定的沙漠地带，只形成了三块绿州。这三块绿洲在有史以前，语言已经固定已经传代，已具有崭新的特点，完全不同于人类之初的变化不定的语言。它们是图兰语、闪米特语和雅利安语。这三个语言中心的语言已经不是自然的语言，已经不再有大的变化，开始成为固定的、永久的语言，或者可以说是历史的语言……。我一直认为语言趋于统一和固定，是受宗教和政治的影响。我认为，确实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图兰、闪米特、雅利安这三个独立的宗教中心是和相应的三个语言中心联系在一起的。”
“现以华语为例，华语无疑是最古老的图兰语。中国有一种不带色彩、没有诗意的宗教。这种宗教可称之为单音节的宗教……”。(30)
同时，谬勒指出：不要把图兰，闪米特和雅利安这三类古代宗教误认为是三类语言。“它们是人类远古历史上的三大事件，它的曾经对人类的命运起决定性的作用，它们表现出人类语言、思想和宗教的结果”。(31)
“但是，在语言、思想和宗教方面起主导作用的图兰、闪米特、雅利安三种语言留给我们的，完全不是一片混乱。这三种语言渠道所源出的语言之河仍在滚滚向前，点亮这三个圣殿之光的宗教的圣火并没有熄灭，只不过隐蔽在尘烟之中。世界各地都曾有宗教和语言，但它们是自然和野生的，它们没有历史，也不曾留下历史，所以它们不能像华族、闪米特族和雅利安族的语言和宗教那样，可以从科学上来探讨。”
“……按语言的狭义而论，在充分证明华语是北图兰和南图兰两大语支的中心以前，图兰语不成其为语族。华语实际上是北部的通古斯语、蒙古语、突厥语和芬兰语，和南部的泰语、马来语、菩提亚语和泰穆尔的最早的定居地，这些语言起初不稳定，后来才变得固定和传之永远。……北部和南部的图兰语支相汇合的那一点可以溯源于华语；因为华语是满语和蒙语，以及暹罗语和藏语的根本，这一点已日益为m.爱尔金等华语学者的研究所证明。”(32)
上面笔者不惜篇幅，大段引证麦克斯·谬勒的理论著述，因这为研究中国文明、民族、国家三大起源提供了科学而坚实的理论基础、理论依据和手段。麦克斯·谬勒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比较宗教学的伟大奠基者，在科学上的贡献举世公认。
现在已经清楚，在研究中国的三大起源命题上，我们不仅拥有田野考古学和历史经籍文献这二大支柱，同时还拥有历史(比较)语言学和原始(比较)宗教学等的依据和研究手段。
有一点需阐明，闪米特、雅利安这两个语言的原始统一体和宗教原始统一体很早就飘散四方。其中心地带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亦是散失，不复存在了。闪米特的情况可能比雅利安在内聚力上要强得多，但亦很早散失四方。这两个语言和宗教的原始统一体是麦克斯.�谬勒用历史语言学的比较研究和原始宗教学的比较研究，即用科学研究的手段发现的。但是，这在闪米特、雅利安两语系的历史文献记载和文化理念是不存在的，没有的。也就是没有来得及进入历史文献和人类文化理念的记忆之内。严格讲，闪米特、雅利安的历史与文化是断裂的。
麦克斯·谬勒定义的图兰语被后世语言学家分解为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后世的一些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尽管奉谬勒为学科鼻组，但在研究思想、道路和方法却与谬勒极不相同，走上了一条无限细分，极少学术思想的研究道路，这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局部，不见整体的学术道路。首先，我们不否认分析法在科学上的巨大价值，但是如果没有学术思想；对人类远古的巨大历史、宗教和思想文化事件竟视而不见，这样的研究就不太有价值了。
以华语为中心的图兰民族的情况与闪米特、雅利安截然不同。作为图兰民族语言和宗教的原始统一体，其原始语言的中心，原始宗教文化的中心和原始政治的中心，从远古起就一直没有消散过，随着历史时空的流逝，进一步演进成为东亚文明的中心。这就是以少拥有五千年以上文明史的中国。
中国是地球上文明唯一未曾中断过的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实际上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仅存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因此，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显然具有其它文明和其他民族很不相同的特殊之处，也可以称之为精神文化要素或特质。中国历史上“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和“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实际上是出自对这一个史前遥远的过去的“语言、宗教、政治的原始统一体”的观念上的记忆。并非春秋战国时的人和汉儒的伪造。这一图兰民族的“原始统一体”的中心或称“中央地带”应该是在中国中原的辽阔地域上。
自远古，经中原南来北去的氏族人群在这里集结后，又因各种原因而散布向四方。这即是一个原始语言的中心，一个原始宗教的中心，又是一个原始中央政治的中心。
蒙古人种为主的图兰民族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史前人们是因为宗教的原因在中原集结，中原极有可能是具有共同的萨满宗教信仰的氏族人群们共同向住的中心地区──宗教上的圣地。因此，东西南北的人群都想进入这一地区。当然也因这里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
如果说中原是邻近的辽阔地域上信仰萨满原始宗教的民族的圣地，那么，中原地区的神灵肯定是这一辽阔地域上地位最高、最大的萨满神灵。四方的氏族人群都想去朝觐。编造这一神话并维护这一权威的人群是非常优秀的，这预示着亚洲最大的史前文明中心的产生和出现，并最终在东亚的原始人群中点燃人类文明的曙光。
远古，人们由于宗教在中原结盟。在亚洲东部这块偏北的辽阔地域上，在这个原始宗教性质的中央政治地区地支撑下，萨满教形成其原始的宇宙观和神灵观。它将世界分为由天、空中、地下这三层的神灵组成，抽象的“天”具有最高的权威。认为天空是圆形的，覆盖着大地而大地是四方形的，既天圆地方。并形四方神的概念和神圣的中部地区的概念，认为神居住于世界的中部地区的空中。还有萨满教是唯灵论的多神崇拜，认为每一个自然物体中寄寓着一位神灵。崇拜天、地、日、月、山川、河流、湖泊、树木岩石、崇拜一切自然物。认为人死后，灵魂就变为鬼，在空中游荡。因此存在另外一个由鬼魂们居住的世界──冥界。在萨满教中冥界的概念非常发达，有大量内容。按照萨满教“三界”的概念：神居上界，即神住天上；人居中界，即人住地面上；鬼居下界，即鬼的冥界在地下。
萨满巫师的功能就是帮助部落的人们处理人与神界的关系和处理人与冥界的关系。在远古，信仰萨满原始宗教的氏族部落的酋长首领，同时又是萨满巫师。因此萨满巫师同时又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此种关系的处理主要是通过萨满巫师对鬼神的祭祀活动同时又是氏族部落的结盟或联盟会议，会议借人与神鬼的关系来处理和安排人与人的关系。中国的礼制就是起源于原始社会是，原始宗教处理人与神、人与鬼、人与人的这三大关系的原则而制定的。凡是信仰萨满宗教的民族都具有祖先崇拜的强烈社会文化特征。例如：自己氏族部落的已经死了祖先是当做神来进行祭祀的，与自己无关系的氏族部落的已死的祖先是当做鬼来做祭祀的。如果这两个毫无关系的部落一旦联姻或者结盟，双方就得把对方过去当成鬼的祖先改为神来进行祭祀，这二者的待遇是天壤之别的。中国古代原始社会的制礼与宗法制是紧密联在一起的，这二者非常严密，似一张无形的细密的网，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都在其约束和规定之中。
原始萨满教对自然与人类关系的观念与看法，对人的灵魂与动物灵魂的关系的观念，有许多都是我们按今天的常识所不能或不易理解的。按照萨满唯灵论的理念；每一人、动物、植物都有灵魂，同时也都有守护灵神，每个氏族部落都有祖灵图腾，也都有守护神，每一块土地，每一座山脉，每一河流，都有其土地神、山神、河神，也都各有守护神。
根据笔者在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地区，对汉藏语系的彝、藏、纳西等各族的长期人类学田野考察所知，在各民族的原始萨满宗教世界里，天神的地位最高，其次是山神。山神对人们来说最为重要，与人类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山神是该地方的地方神，管辖着该地区所有的人、动植物、土地和河流之神灵。人类氏族部落的兴衰与山神关系很大，因为山神能交通天神。部落联盟祭天都是到本地区最大最高的山顶去举行。祭天的仪式要很长时间才有一次，很可能十年才有一次。而祭祀山神的仪式是经常进行。若该地区的部落与别的地区部落冲突，需要出征打仗。出征前都要举行祭山神仪式，祈求本地区最大山神的保佑和支持。如果出征打胜，就被认为本地区的山神打胜了；如果战败，也认为是本地区山神战败了。本地区最大的山神就是本地的主神。本地氏族部落中的英雄和英雄酋长首领的后代，亦被认为是山神的后代。本地区的氏族部落是围绕山神崇拜系统构筑其原始社会的宗教性质的基层政权的。而山神们也都是有其图腾形象，往往都是牛首人身等等一类的怪物形象。
笔者在横断山区和青藏高原上听民间萨满巫师(本教)叙述其神学宗教内容──萨满们崇拜的重要山脉之山神，巫师们的叙述给笔者留下了强刺激下的极其强烈印象：这是一个山神林立遍天盖地、处处皆为山神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处处皆是鬼神的世界；也是一个让你深感异样和令你恐惧的世界。而且巫师作叙述这巨大的山脉所属山神，彼此东西或南北相距竟达数千里之遥，有一些已深入到了内地。在这些巫师们的叙述之中，笔者恍然大悟，终于懂得了中国的上古经籍《山海经》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同样，张志尧先生在《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与蛇图腾崇拜──兼论〈山海经〉中人首蛇身之神的由来》一文中说道：“据笔者对萨满教研究之所得，在阿尔泰语系笃信萨满教请游牧民族中，当萨满神魂附体，请诸神时，均需提及各地神灵。以锡伯族的萨满歌为例，仅在一般诸神歌中已提及松阿里(即松花江)、罕山(大兴安岭西段)唐努山(苏联境内)及阿尔泰山，这些山川相距最远者在数千公里，这些遥隔千山万水的诸多山川地貌、种族、语族均不相同，若无巫觋之书的指导，行巫之萨满难以有如此广阔的视野。”[32]
许多研究者均认为《山海经》是一部巫觋之书，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若从古代社会的角度，恐远不止此。
在萨满宗教的原始社会里，每一地区的氏族还拥有其灵物──祖灵图腾神器。这个图腾神器被认为是全体氏族成员灵魂的寄寓藏匿所。一旦这个图腾神器被移去或被抢走，这个氏族部落就行将解体消散。这个图腾神器与山神存在某种联系。而这一图腾神往往是一正常或者怪异的动物形象。
在萨满教的原始概念里，天空星辰的变化影响着人世的变化及旦夕祸福。某些奇异动物的出现也预示着人间的吉凶和灾异。因此，掌握天象和掌握控制冥界人和动物灵魂的法术仪轨，对萨满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萨满巫师关于这两类知识是非常发达，拥有和垄断这些知识，就意味着萨满可以代神解释神意，代替神对氏族部落成员进行神罚，并代神对整个部落发号命令。在原始时代人们对大自然和冥界之鬼神是非常敬畏的，禁忌非常之多。拥有并垄断了这些知识特权，就意味着能控制和指挥部部成员，并长久地成为部落酋长。原始社会的人，把所有的自然灾害、人的生病死亡都看成是神罚，当一个原始族人发现他在无意中触犯了神的律条，他会在很短的时间里被活活的吓死。[33]因此，在氏族部落里，其原始政教合一的酋长兼萨满巫师的权威是很高的，可以有效地支配着整个氏族和部落。
王震中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中指出：理存理论“对人类社会究竟如何由史前走向文明”、“缺乏社会形态和结构特征方面的说明”。笔者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中国的上古经籍文献《山海经》向我们揭示了中国这样的人类社会是怎样由史前走向文明；《山海经》向我们提供了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形态和结构特征方面的说明。这正是《山海经》中的内容向我们所做的展示：中国人类由分散的小型氏族部落社会，通过萨满性质的大规模神誓结盟和联盟，走向带有原始中央政权性质的史前巨型原始文明社会。《山海经》提供了这一巨型原始文明社会的横断面记录。
要从《山海经》的内容读出这一点，需人类原始古代社会的专业知识和原始宗教学的专业知识。同时还需要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和原始宗教学的田野考察的工作阅历及经验。而这些是我国许多历史学工作者所欠缺的。
笔者在这里向大家郑重推荐张岩先生的研究成果。尽管张岩先生并非历史学出身，他的研究成果也大多发表在文艺类的杂志上，出版的书也是由文艺出版社所出。但是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许多研究带有突破性质，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张岩先生是纯从文献研究入手，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对《山海经》的认识，与笔者从人类学原始宗教学的田野考察与文献的交叉研究入手，达到了相同的认识，是一种殊途同归。但笔者的研究和结论是大框架性质的。就细节研究的深入笔者远不及张岩先生。因此，笔者向大家推荐张岩先生已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以供方家参考。1、�一九九四年第二期《文艺研究》、《〈山海经〉与中华民族起源》；2、一九九一年第一期《文艺研究》、《简论汉代以来诗经学中的误解》；3、�一九九五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图腾制度与原始文明》；4、�张岩先生即将出版的专著是《礼乐文化与礼乐制度》和《〈山海经〉与古代社会》。
下面笔者将部分引证张岩先生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包括其所使用的专有术语。
我们认为，实际上，《山海经》所记录的是中国史前期，以中原为中心地区的萨满性质的巨型部落联盟的原始文明体系。这个原始文明体系是带有原始中央政权性质。笔者认为，这个巨型部落联盟体系的覆盖面积大概基本上等同于今天或传统的中国疆域(注张岩先生不一定这样认为)。即其北深入到西伯利亚，南到了吴越，西到了青藏高原。
根据笔者的研究，中国这一词汇实际是带有原始萨满宗教的宗教意义。据笔者在西南和西北的信仰萨满原始宗教中的少数民族巫师中的调查，巫师们都信仰“太阳照耀下的中部地区”。一般都认为“太阳照耀下的中部地区”是一块神的土地，是神圣的地方。并且认为自己的民族曾经居住在“太阳照耀下的中部地区”，是从这块神的土地上迁到今天所住的这偏远的地方来的。有少量巫师曾明确无误的向笔者指出：这个“太阳照耀下的中部地区”是指中原，即中国的中部地区。但绝大多数巫师都不知道这块“中部地区”在哪里，一般认为在天界里。古代中国人称中国(或称九洲)为“赤县神州”，实际上是把中国当成一块神的中央土地。因为，九洲是在四海的中央地带，称中国为“赤县神州”，实际上即是“太阳照耀下的中部地区”。所以，中国这一词是带有萨满教的宗教意义的。
当然，各少数民族在萨满宗教上可能也曾构造过自己的中心地带，但这些个零碎的“中心”可以说都是短暂的，不成功的。因为客观上他们最终皆不具备构造巨大文明体系的物质和空间条件，甚至包括时间条件。这些个碎片的“中心”最终都不得不汇向中原。从远古，中原地区命定的是北至西伯利亚，西北至新疆，西至青藏高原，南至吴越，东至大海的所有信仰原始萨满宗教的民族在语言上的中心，宗教信仰上的中心和政治联盟上的中心，即阿尔泰语系的民族和汉藏语系的民族在共同宗教和政治上的中心，即萨满民族的中央地带。所有的萨满民族都到中原汇集或会盟，然后再扩散向四方。向东穿越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向北深入到了北极，向西到了中亚，向南到了太平洋诸岛。
麦斯斯·谬勒从历史语言学上证实了华语是北图兰语�(阿尔泰语)和南图兰语(汉藏语)的中心，�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有些历史学家认为黄帝是阿尔泰语系民族的首领，而炎帝是汉藏语系民族的首领，这亦有一定的依据。[34]前面，我们指出：《山海经》所记录的是中国史前期，以中原为中心地区的萨满性质的巨型部落联盟的原始文明体系。这个原始文明体系是带有原始中央政权性质的。
中国的这一史前原始部落联盟文明体系，是夏商周三代在原始社会时代的自然延伸，即三代在原始社会时期的前身，这两者社会是连续的，没有过断裂。这与希腊社会从原始社会跃进到奴隶社会的那种革命性的社会飞跃和社会变革是安全不同的。
希腊从原始公社进入文明的希腊奴隶社会时，原来原始公社的氏族成员之间的血缘纽带就不存在了，很快消失了。氏族公社的公有土地被平均分给了每个人，成为私有财产，人们可以自由出售自己的土地。当希腊的原始氏族公社解体后，全体希腊人都成为了希腊城邦制公社的公民，拥有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希腊奴隶制度的城邦社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销售的市场经济的社会。希腊半岛优越而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条件，使希腊是以手工业生产、航海及海洋贸易为生。由此，形成一整套的希腊议会民主政治制度、契约论的市场经济制度，以及希腊人的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包括希腊人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价值系统。希腊文化是现代西方社会的源头。希腊奴隶制度的城邦国家对希腊史前的原始社会是一个革命性的突变，两者极不同相同。
与希腊社会相反，中国在进入文明时代后，其种种的社会政治制度都不是新创制的，而是起源并创制于史前原始中央政权性质的巨型部落联盟的原始文明体系。三代时和三代以后的宗法制度、礼乐制度，以天子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都是起源并创制于原始文明时代，只是进入文明时代后此种种政治文化制定都得以大大加强并强化了。
有学者肯定要求我们拿出中国存在史前带中央政权性质的巨型原始文明体系的证据，我们认为以《山海经》为主的一系列中国上古文献提供了这种证据。张岩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根据张岩先生的研究，《山海经》中《山经》共由26个山系的447座山组成。其中大的山系有40余山，�小的则不足10山。在每个山系的内部，都有一个“首山”。首山与其下属诸山之间有政权方面的主从关系和宗教方面的主从祭关系。也就是说，在每一个山系的内部，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山系首山级政权和山系诸山级政权两层级。26个山系又分属于�5个更高级的连山结构，也就是五岳级政权；其中南岳政权和北岳政权各有3个山系，西岳政权和东岳政权各有4个山系，中岳政权则有12个山系。在五岳级政权之间，又存在着中岳政权与四岳政权之间的主从关系。[35]
前面介绍了从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我们得知：奉信萨满原始宗教的氏族们是有以崇拜共同的山神而集结或联盟成为部落；部落又共同崇拜(或被强迫崇拜)更高一级的(更大的)山神而结成部落联盟；这地区或小型区域性的原始部落联盟又共同崇拜(或被强迫崇拜)高级一级的(最高为天子级的)山神，从而结成巨型部落联盟的原始文明体系。《山海经》记录的是中国上古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天子级的巨型部落联盟的原始文明体系。在萨满民族中，山神的地位很崇高，仅次于天神。每一个山神崇拜区，实际上代表着一个氏族性质的原始地方政权。
《山海经》所记载的大量草木鸟兽鱼虫的主要含义是宗教和政权方面性质的。在萨满宗教中这些动植物是可以帮助萨满巫师携带人类的灵魂和藏匿灵魂的。举一实例：1987年夏，笔者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的普米藏族村子做民族学田野考察，遇到一位普米老人，有六十岁，似乎在生大病，精神萎缩不振，样子十分可怜。随同我们做考察的一位同志是医生，给这位老人做了检查，发现他没有生病。我们通过翻译同老人交谈，询问原因。老人讲：人的灵魂有六命，其中一个是本命，老人的本命在村外的一棵大树里，叫命树。这棵树今年到了夏天还是枯的，没有发芽、长树叶和转青。因此，老人感精神和身体非常不好。老人认为自己很快就要死了。活不到今年冬天了。这些都是偏远的民族地区的现实中都还存在的原始文化和宗教的现象。
因此，这些草木鸟兽鱼虫是原始氏族部落群体的动植物园图腾。即图腾神、图腾神微、图腾祭牲和植物类献祭物。张岩先生指出：“《山经》中的鸟兽鱼虫主要是由三种属性所构成的一个“逻辑互渗”的集合体：一指图腾制群的祖考神；二指图腾制群体本身；三指这些部族级群体各身的最高祭中所统一使用物图腾祭牲。”[36]
《山海经》中的许多“怪物”，如九尾之兽、十身之鱼、六足之虫、人面之鸟等等，这些是部落联盟途中，各氏族、胞族的图腾合并拼凑的结果。即每一胞族拿出自己胞族图腾的一部分，组成一个新的部落的图腾，这就是“怪物”，这也是部落联盟的结果。而这一“怪兽”在现实的自然界中是找不到的。
前面，我们提到了图腾的三重属性，原始时代的人类群体祖先为什么会具有某种鸟兽鱼虫的形态，这是一个目前人类学尚无法搞清的重要问题，而这在美洲的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的近代原始民族里，有大量现象表明，图腾的动物形象和“怪物”形状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客观事实。由此，证明了《山海经》记载的科学性、真实性和史前历史性。
近五千年来，《山海经》这部奇书，一直是东方的“斯芬克斯”，是文化上的一个“奥迷”。司马迁在《史记·大宛传》中说：“至《禹本记》、《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张志尧先生说：“《山海经》虽萌生于唐虞之际，但只是西汉时列入《艺文》，由于其荒诞奇伟，司马迁未将其列入正史。这部古籍之最远而详者，自当魏以来，许多学者深感‘累世不能穷其源，毕生不足究其变’。尽管在清代以学问渊博、经术湛深的郝懿行对该经所述山川的地理位置、物产、传说与历史典故作了颇权威的笺疏，但对该经之神髓──人首蛇身等诸多人、物合的众神，因无从说起，只得避而谈。对于这部经的性质，只引用传统说法，即：出于唐虞之际，以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37]。
汉魏以来，海内学者之所以对《山海经》“累世不能穷其源，毕生不足究其变”，就在于不懂人类原始社会及原始文明这门科学。整个思维逻辑系统与文明时代大不相同。人们当然搞不懂。张岩评论道：“由于那个时代(指原始社会)早已结束，其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也已发生了一系列不可逆转的沧桑之变，因而很可能早在西周结束之前人们已无从知晓这些怪物在产生初的实际含义了”。[38]
如果不是莫尔根等近代西方人类学家在美洲印地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那里，发现了这些近代原始民族中小型部落社会的政治、宗教等成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现象，与中国《山海经》的记载相符，人们是无法读懂《山海经》的内容的。由此，证实了《山海经》史前历史性的科学价值。
因此，我们认为，至少是在夏、商、周三代以前的数千年的岁月，中国的原始社会时代里，人们已从小型部落社会通过萨满神权与原始政权合一的方式，集结联盟成为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天子级超巨型原始文明体系，这是带有原始中央政权性质的，这即是一个原始政治的中心，又是一个原始宗教的中心。中国主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均主要发端于其原始文明时代。例如：宗法制度、礼乐制度、以天子为核心的诸候国拱卫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等等。中国从史前原始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迈进，其历史发展是连续的承接的，不是西方跃进断裂式的。因此，一个“理念”中的中国，早在三代以前就在中国出现了。
“张光直先生把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演进归为两种，一种是西方式的，突破性的文明，另外一种是世界式的，连续的文明。后者以中国古代文明为代表。这个结论建立在张先生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整体考察上。在他看来，萨满式的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最主要的特征。在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进程中，中国文明所产生的许多新变化不是技术上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的结果。文明社会产生之后，野蛮时代的许多因素包括非金属生产工具，氏族制度，祖先崇拜等等仍在延续。”(39)
张先生的意见中最重要的是这一句话：“在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进程中，中国文明所产生的许多新变化不是技术上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的结果。”此语意义重大。其涵义应是：以中原为中心地区的原始中央文明，用强大的神权的政治组织结构，榨取各地方原始政权所属部落的种种贡赋(或称部落民众的剩余劳动)，将各地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尽可能地集中到中央来。尽管整个社会的生产技术、生产力水平还是野蛮时代的落后状态，但是在贡赋集中消费的中央地区，出现了城池、文字、记录宗教和政治制度的铭文、甲骨文等。中国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但是各种宗教制度、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机构远在文字出现以前，就在人类群体中存在了。
据此，我们必须指出中国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古代社会的两大特征。
一、部落众多、人口众多。因为这是依靠四方部落的贡赋来支撑中央地区出现文明的东方人类区域。这就需要部落众多、人口众多。扩大部落联盟的方式和手段有多种。如：联络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部落加盟；通婚方式联络别的部落加盟；战争手段强迫别的部落加盟；宗教手段把别的地区和部落的神灵图腾和祖灵图腾集中到中央所在地来，让这些地区和部落的人们都到中央来朝拜祭祀，从而在精神和神权上控制了这些地区和部落。因为来朝拜祭祀都得带上贡赋。夏禹铸九鼎，把一百多个方国的神物和祖灵图腾的形象铸在九鼎，让一百多个方国的酋长和民众都到中央来拜觐祀祭，从宗教和政治上都控制了他们。而中央的神是普天之下最大的，称为天子。各地的神与灵物都归他管辖。
当我们论述了巨型原始文明是怎样通过宗教性的部落联盟出现的，我们也就明白这样的原始文明要想跃进到文明时代，必需部落众多、人口众多。因为这是在生产工具不变化，生产力水平不提高的条件下，在生产力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向文明时代演进。中央地区需各地部众提供大量贡赋和剩余劳动来推进文明，那么中央就要尽全力扩大部落联盟，增加人口。因为每一个人提供的剩余劳动虽然极少，但若人口众多，加起来总数就会不少。因此，这种文明在生产力的质上提不高，就设法只简单的在数量上增加，以达到其产生文明的目的。这样所产生的机制和后果，对其文明的未来即有正面作用，也有极其巨大和可怕的负面作用。
这样一个巨型的原始中央文明的部落联盟的规模有多大？其边缘在那里？
我们通过一个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来回答这一提问。《山海经·西次三经》中载：“凡西次三经之首，崇吾之山至子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状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礼，用一吉玉瘗，糈用稷米。”根据郭元兴先生的考证：西次三经这一山系是在甘肃、青海和西藏境内。(40)我们和藏族学者在青海地区的人类学田野考察，从民间巫师处得知青海境内的山系的许多山神，其形象是羊身人面。这也是古羌人的祖先图腾崇拜之一。这应该是这一巨型原始中央文明的部落联盟之边缘考论了。
这一巨型部落联盟文明大到相当规模后，就不可能再大。因为内部各地区各部分的相互斗争内耗阻止了其规模的扩大。笔者以为这个规模大概接近于今天的中国全境。当然这只是联盟而已。
李学勒先生讲：“中原地区的特殊作用，很可能正在于对四方不同类型文化的吸收和综合。过去我们对古人的交往能力每每估计过低，忽视了中原同四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最近的一些考古发现和研究，特别是一些遗物的科学鉴定，使人们认识到，三代的中原与很边远的地区，甚至境外，都有一定的交往关系。这有利天我们更多地从综合性这一方面，来研究古代的中原文化……。”(41)
还有一个问题，与世界其他区域的古文明相比，中国古代文明的大型城址出现较晚，很多概念用西方的东西来解释中国，似乎就讲不通，既然有这么古老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为什么大型城址出现得晚。
回答这一命题，仍然需要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考察的经验和积累。
那么，为什么会城池出现晚？这主要是中国文明内部的结构特征决定的。中国是在木石工具的条件下，从史前野蛮状态进入文明时代的。农业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部落众多，人口众多。原始中央部落联盟政府从各地征收上来的物质贡赋，都主要用于维持这个巨大的部落联盟上。这需要用大量牛羊粟米及各种各样的物质，来举办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和结盟大会，大量物质被消耗在这些宗教活动和结盟活动上了。同时，对远方来朝见会盟的部落也需馈赠。在有对敢于不参加结盟和对抗的部落，也需化消大量物质组织军队去征讨。为维持这一巨大的部落联盟的存在，联盟的规模还得不停扩大，以谋取更多的贡赋之剩余劳动。因此，大量生产出来物质都用来维持和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关系，或者是用于维护某一中央地区或中央神灵的权威性。
当部落联盟有足够巨大的规模，其中央地区征收到的大量物质贡赋足够维护联盟的存在(既足够支付上述各项宗教、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开支)，还有部分结余时，�才会出现建造城址。因此，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里，高度发达的中央政治的部落联盟的各种宗教组织机构，是相当完美严密的，以及整套相当严整周密的神权礼乐典章制度，是远远地早于城址和文字，就已经出现了。
笔者这里提个不必要的问题，完全搬用西方用大型城址和文字的标准来表征中国文明的出现，是否完全合适。
这里可以提人类学田野参照的是：四川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情况。
根据彝族民族学家刘晓汉先生的研究；彝族与夏民族是有亲缘关系的古老民族。清未在彝族聚居的大小凉山还部分使用着夏朝的前期曾用过的太阳历──十月历法。彝族奴隶社会是典型的东方家内奴隶制或称普遍奴隶制社会。又是典型的宗法制社会。彝族有句谚语叫：“马的力量在腰上，人的力量在家支(氏族)上。”每个彝族男子都必须会背自己家支的谱系往往有几十代祖先的名字。及祖先各支系的通婚情况。只有背会这一谱系才能在大小凉山的任何地方找到亲戚，求得帮助。如果不会背诵家支谱系，出门就会被别的家支抓去当奴隶从而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彝族孩子从几岁起就得开始背谱系。
作为家内奴隶制彝族贵族在吃穿住上与奴隶差别不太大。普通彝族住的房子是典型西安半坡遗址的那种土房，而贵族和土司的房子最好也不过是普通汉区那种房子质量。
在民族改革以前的漫长历史时光里，彝族是西南少数民族中最强大的民族。虽然内部械斗打冤家不断，但一旦与外部发生冲突，所有内部斗争全部停止，一致对外。任何一个外族如果与一个彝族家支发生冲突，实际上就与整个深山彝族在某种程度发生了冲突。因为这个彝族家支将会通过谱系关系，调动整个彝族力量来打击这一外族。因为彝族不同的家支谱系通过联姻的通婚关系，都成了亲戚。并且推崇认同共同的祖先：古候·曲涅。
因此，彝族社会为了维持这一联盟传统，每年大量的牛羊、粮食都用在由贵族、土司、头人主持的家支联席会议上和节日宗教活动的上了。大量结盟、誓盟和祭祖祭神的活动上，消耗了大量的彝族社会的剩余劳动。由此，维持了社会种种的传统关系和社会调节功能。因此，彝族社会很穷。贵族与奴隶在衣食差别并不太大。生产力虽然不发展，但整体力量很大。大小深山的彝族一旦往任何一个方向迁徙移民，其他任何少数民族都不能抵挡，只能逃走，否则当奴隶。
由此，反观三代以前的中原夏人，社会情况和内部结构恐怕与彝族差不多。这样的民族群体一旦攻占下一个富庶的地方，就会发展出一个文明来。
还有城址问题。与希腊、罗马和埃及相比，中国文明出现很早，但城池却相对较晚，甚至是十分晚了。而希腊、罗马和埃及等城池的出现进与入文明时代同步，这主要是文明的制度的不同造成的。希腊、罗马、埃及是典型奴隶制，榨取奴隶的大量剩余劳动来兴建城池，创造文明。如前所述，亚细亚的中国古代情况不同，是所谓的“普遍奴隶制”或“家内奴隶制”。社会所生产的物质产品，主要用部落联盟的中央政府的各种宗教、政治和军事的活动，以扩大联盟的规模，增加更多的负赋。导致城池出现较晚。此二者是很不相同。
再有一重大命题：中国文明与文化究意是多元，还是一元？有人这样说：“过去，我们相信中原是民族文化的发源地，既因为祖宗们历来是这么说的，黄河中游的仰韶和龙山又是这么证明的。今天，长江上游有三星堆、中游有大洋洲、下游有良渚，塞外辽河还有红山，众相比较，后者与前者相比，文明程度不相上下，其悠远年代甚至还可向前推进。那么，我们的文化究意有几个源头？这些源头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是否仍有像过去一般理解的那样认为已经有了大一统，并且有了类似黄帝这样代表大一统的人物？在这些辽阔的远古大地上，他是依靠什么手段来维持大一统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常会令人遐想却又难得其解。”[42]
上文的第二个问题笔者和张岩先生前面的研究工作已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这一问题，而第一个问题，笔者回答如下。
中国的南北古代文化确实存在区别，甚至是很大区别。长江上中下游的三星堆、大洋洲、良渚考古文化，说明了中国文化有多源头，但这并不表明中国文化是多元。因为这些多源头相互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或联系，中国文明的这些众多源头有着深远的共同宗教文化的底层基础和共同的历史语言文化的底层基础。尽管各地的考古学文化表现出极丰富的多样性，但这种多样性、丰富性和特殊性不能否定中国各地文化具有共同宗教文化和历史语言文化的底层基础，也不能否定中原地区对整个中国文化的综合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中原逐鹿，鹿死谁手？”自古这不仅在军事上是如此，在宗教、政治上亦是如此。因此，中国文化既是一元的，有着统一性，因为有着共同的基础和起源。同时又是多元的，因各地方文化有着极其丰富的多样性，多变性和特殊性。有着极强适应性和生命力。因此，是多元还是一元，看怎么定义。
在民族问题上亦如是。中华民族是统一的，有着共同的底层宗教文化和民族血源的共同源头和基础。但亦有各自的多样性、特殊性和丰富性。正如基辛格博士指出：中国的民族虽有不同语言，但却有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文化。[43]还需补充一点，还有共同的血缘。在中华民族中，汉族尤如海洋，各兄弟民族尤如大海的溪流和江水。彼此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从不宣扬族性和迷信。拥有久远历史的中华民族是深知民族是怎样融合形成的，都是杂种，没有纯种，宣扬或崇拜“族性迷信”是可笑的。
因此，中国的少数民族对内地拥有居住、工作、生活和劳动的天然权力，汉民族在边疆亦拥有同样的天然权力。中国这块土地是中国人共同拥有的，这是不分民族的。因此，现代中国的是反对“族性迷信”的。
尽管古代周人有“华夷之辨”，但同样是周人的古籍里记载着华夷有着血缘关系，有同源关系。所有的中国古籍都记载着这一点，并且从不隐晦这一点。凡是熟悉中国古籍的人都是清楚这一点的。张光直先生说：“我们几十代的念书的人就上了周人的一个大当，将华夷之辨作为传统上古史的一条金科玉律，一直到今天才从考古学上面恍然大悟。”笔者以为张光直先生讲的不正确。现代考古学上反映出来的东西，在中国上古文献中记载的清清楚楚。中国古籍虽然讲华夷之辨，但从来都承认华夷血缘上的同源关系。因此，中国古籍是诚实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相当角度上没有与当代相对应的国家观念。春秋战国以前，中国对世界或者说中国这一世界的结构或看法是：这是“天下”的概念。最高地位和等级的，处于中国这个中央地位的是天子；以下是方国，由诸侯统治，再下是大夫，拥有采邑。这时方国的自辖权还很大，但到秦汉以后，中国走上了高度中央集权以的政治体制，真正做到了周代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从之三代到战国这一段中国历史，似乎在为秦汉以后的高度中央集权在准备和预演。这似乎又是一个按顺序发展的自然过程。但历史是不能进行相反假设。
中国上古历史上，各民族间是进行了大规模迁徙，大规模的重新整合。灭国无数，立国无数，重新复国的亦不在少数。中国上古史上有无数的不解之奥迷，已经是我们今天无法研究和弄清楚的了。留下了无限历史学的遗憾。
这里披露一点供方家参考的材料。
发现于山东邹平县丁公遗址的龙山时代的晚期陶文，残存五行十一字，据考古所冯时先生的研究释读，认为丁公龙山时代陶文是古彝文。[44]此说虽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对史学界、考古学界和民族学界的震动和冲击是巨大的。笔者以为学界适当考虑此说成立的可能性，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深入，会有一定的益处。
冯时先生：“丁公陶文的考释直接涉及了对龙山文化性质的重新认识。山东龙山文化主要分布 于山东及淮北地区，在殷卜辞中，活动于这一带的早期先民被称为“人方”，史称东夷，甲骨文“人”、“夷”同字。“人”在甲骨文中作为方国名称，同时在古彝文中又是彝族的始祖名，且彝族的族称用字“夷”(见《猓猡译语》，“彝”乃新中国建立后改用的新字)，恰与古彝文“人”为同源字。这表明，�彝族族称显然源于彝人对其始祖的称谓，即彝人以其祖名作为族名。由此观之，殷商甲骨文中的“人方”实际正是彝族的族称……今日彝族分布于滇川黔桂地区，东方民族向西南的迁徙尚待深入研究。”(45)
“我们曾经指出，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以及殷周时期的东夷文化，都应是早期的彝族文化。同时在文献方面彝族族称与商代“人方”的联系，足以将早期彝人的活动上溯到古本《竹书记年》所记夏代之东夷族。事实上，彝文文献中有关反映彝族具有悠久历史的证据相当充分。汉彝两族均重世次，《史记》夏殷本纪所建世系有秩，且因有卜辞参证，知殷本纪世系本无大误。彝人亦然，其颇重父系亲属关系，疏母系，对父系世次可追溯很远，一般都在几十代以上，建国以前，每个彝族男孩都必须从小会背诵父系家谱。因此，彝族历史可由其世系初步推知。据《帝王世纪·人类历史》所记水西祠安氏家谱可知，自人类始祖希母遮到撮侏渎之世共三十代，撮侏渎之子渎母吾传八十四代到安坤是早期的彝族于康熙四年(公元1665)被吴三桂所灭，安坤以后到民国十九年又传六代，共计一百二十代。参考孔子世系，每代可以32年计，彝族历史已有三千八百年以上……那么，彝文文献所反映的历史年代就恰与考古学年代相吻合。”(46)
现在需要理解和解释的是：东夷人的彝族是怎样迁往西南横断山区的？
如前所述刘尧汉先生指出大小凉山的彝族在清末还在使用夏朝的历法之一──十月太阳历。这说明彝族跟夏人应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按照传统中国民族史学的观点，彝族在族源是属羌的系统，那彝族跟夏人当然有同源关系。笔者怀疑夷夏关系的分法是否完全可靠？或者说东夷西羌的分法是完全正确的吗？
还有一则笔者的田野考察资料：
一九八七年夏笔者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进行民族学的田野考察。木里藏族自治县处在横断山的巨大山系之中，处处崇山峻岭，全部是原始森林，地势非常险峻。木里县城与外县盐源县通公路，县城以内的全县境都不通公路。只能在大山的森林小路上跟随马帮步行。笔者跟随马帮在木里县境行走了3个半月。木里县北部是自称为“噶米”的藏族人居住，木里县的中部和南部地区是一种自称为“普米”的人居住。其中部和南部还有纳西族和少量苗族居住。
“噶米”、“噶”是自称，“米”是人的意思。从藏文献看，噶族人是“矮人”部落之一，是木族的外甥，噶族人是由一个木族女子所生。是组成藏族的一个主要部落。噶族人分布很广在西藏、青海、四川藏区的理塘县和木里县北部均有分布。木里县北部的噶米藏族很自傲，因为他们高大勇敢。他们对中部和南部的普米很看不起，并不认为普米是藏族，他们认为自己噶米才是真正的藏族，普米不是藏族。“普米”：“普”是自称，“米”是指人的意思。从我们的田野调查来看，木里县普米族的上层(主要指干部)都认为自己是藏族，但广大下层的群众都认为普米是一个单独的民族，不是藏族。木里县境内的普米和云南省宁浪县境内的普米族是同一个民族，但是在民族识别中，云南省宁浪县的普米族被识别为一个单独的民族，既我国56个民族之一。而木里县境内的普米族被划为了藏族。木里县境内的黄教大寺院木里大寺，是全县最大的寺院，是宗喀巴的弟子到木里普米人这里传教，由普米人兴建的。木里土司八尔家族是普米族人，在西藏被称为“木里甲波”，意即“木里王”。普米人是木里地方最早的土著居民。木里大寺和木里土司八尔家族在西藏上层和三大寺里都很有地位和名气。据著名著名藏语言学家胡坦教授讲：噶米（木里县境）应该是采藏语中康方言的人，而普米语与拉萨话是非常相近的，几乎差不多。普米是指“白人”的意思，而卫藏人也是称自己是“拍米”。也是白人的意思。我们知道康方言与拉萨语区别是很大的，而普米语与拉萨话却惊人的相近。我们刚到拉萨市一些足不出户的拉萨人认为康巴人不是藏人，他们狭窄地认为只有拉萨人或卫藏人才是真正藏族而在木里操康方言的噶米却认为操与拉萨语非常相似的普米语的普米人不是藏族。这些现象在文化人类学上是非常有趣的。而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王力的研究证实，在周代汉语和公元七世纪的藏语之间存在着民主党惊人相似处。下面我们介绍普米古歌中透露出来的普米与汉民族先祖夏王朝惊人的密切关系。
背景介绍完了，笔者披露材料。87年笔者骑马在险峻的大山中行走二月，到达木里县宁朗乡。由乡文书一位文革前在西昌城里读过高中的普米干部陪同做翻译，去采访一位深懂普米族传统文化，有着渊博知识的普米族老人冬里·杜基次尔，八十岁。
老人杜基次尔讲，普米族没有文字现在普米族使用的是喇嘛文(即藏文)，但普米族有很多古歌，记述了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来源。杜基次尔年轻时候，向老人们学习了很多古歌，都能背诵。因为过去老人都要求年轻人背诵古歌，以记住自己民族的来源和历史。老人现在很忧虑，因为现在普米族的年轻人都不会背诵普米古歌，也不会跳普米舞。现在的普米年轻人穿戴上向噶米学，唱歌也唱噶米的歌，跳也跳噶米舞。普米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就要被人遗忘了，普料族也就不在了，消亡了。老人说到此时，黯然神伤。
我们采访时，老人杜基次尔正在患病，我们的拜访使他非常兴奋，他强作精神向我们背诵普米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古歌。由于年事已高并且在患病，老人的记忆时常中断，出现空白。他只能尽力告诉我们一些他认为最重要的有关普米族历史和文化的片断。
笔者择其重要转述如下：
民 歌
天也宽、地也宽、人更宽宏大量。
关于九个月亮、九个太阳的故事
出来了一个月亮，水便涨，到九个月亮之时，水也淹至贡嘎山(四川西部藏区的一座大山)顶端。这时便出现了九个太阳，把世上所积之水煮沸了，九个太阳把山石都溶化了，这是便发生了前面所讲的神、妖术之斗。据说九个太阳、九个月亮是妖使的法术．
关于天地形成的故事
据传说：很早以前，朝天看，可看到很多悬岩，很有塌下来之感觉。于是世人拍天塌下来，整天躲在房里，神把此况看见了。于是用地上的空气将悬岩隔开，使世上人消除了害怕的心理，天也就是一片蓝色的了。
先是有了地球，有了地球之后，便有了花木，然后才产生了山神。有了山神之后，才有人类繁殖。(47)
分析：笔者认为这是典型的羌人的夏文化。关于九个太阳和九个月亮的传说，在古汉文献记载中，是十个太阳的故事，既“羿射十日”。羌人普米族的传说比古汉文献的记载更加丰富，因为多了九个月亮，涨水山石溶化和神妖斗法的故事。
关于天地形成的故事，这个故事更是典型羌人的夏文化的故事，汉族成语：杞人忧天(喻不必要的忧虑)就是这个故事。夏朝的杞国在今山西和河南一带，杞国是夏朝的故国，杞国的居民主要都是羌人。春秋时，孔子为恢复礼乐制度，曾到夏朝的旧国杞国去向那里的羌人请教夏礼，并得了指点。所以中国有句古话：“礼之不存，求诸四夷”。那么请问：夷夏是不是一种同源的关系？
记录普米族历史文化的古歌，普米语称为“伙衣”。老人杜基次尔背诵了他认为很重要的一首：“我们共是三兄弟(指普米族、纳西族、汉族)，是花园中三朵花，都是一天天开。我们的故乡在嘉朗。(注：嘉朗是藏语。�嘉朗的意思是汉族之王和活佛之住地)。
是数小竹林中的叶，还是数大竹杆的节。
大公牛的角之长将天空划道杠，花母牛的乳房将草原的草扫除一大片。
花雀儿我将园根籽撒在乱石中，你将如何将它捡起。�(注：园根是横断山区的一种类似萝卜的疏菜)。
丝线圈从汉族的溜索上吊来，何人能将它重线圈上。
你未圈好，我未圈，是汉族小伙子将它圈好。
汉族赶大象计千头又有十三头赶来。我们是从地坎起，还是做地边。坐地坎要数所犁之铧数。
要量太平洋海水不可用桶数，地上山峰不可切成一样平。
昨夜梦见在长江中捕鱼，梦见海龙王的四面墙角。
是水？是火？你是火就应有光亮，是水就应流淌。
是水獭？是旱獭？是水獭就应发水，是旱獭就应发光。
晨起烧香敬菩萨，晨起撒五谷敬菩萨。
松树再高也长在山涯中，野花虽矮却长在高山上。
汉族的算命先生来算命，藏族的看相和尚来看相，只来靠自己的命运和努力。
海骡吹三声，只让菩萨听见，是我求上帝保佑。
山神将领是骑大象来打仗，还是骑小狗来指挥。
我树玛瑙幡是为了求得上帝保佑。
野花再开三次，也没有家花的资格。
用树皮盖成房我已是一生，红脚鸡叫声伴随我一世。
虎啸过后我望牦牛惊跳可无牦牛惊。”
分析：从这段普米族的伙衣古歌得知：普米、纳西、汉族是同根生的三兄弟，故乡在汉族之王住的地方。从普米族是古羌之一支，这一事实，嘉朗即汉族之王住的地方我们判断应该在西北和中原这一线：即陕西、山西和河南之间。
伙衣古歌，涵义深远，显然是讲述普米族的来源和历史，可惜老人杜基次尔思维经常中断出现空白，我们记下来的是一些他认为非常重要的片段。
“花雀儿我将园根籽撒在乱石中，你将如何将它捡起。”这一句涵义深沉，我跟杜基次尔老人请教这是什么意思。老人回答：我们普米族本是汉王的兄弟，也是高贵的族人，现在流落到木里这样荒远的地方，永远也回不到故乡嘉朗了，成了偏远荒服之野人，没有了希望……。
“汉族赶大象计千头又有十三头赶来。我们是从地坎起，还是做地边。坐地坎要数所犁犁铧数。”
笔者向老人请教这句的意思。他回答：汉族古代是骑大象来打仗的，汉族骑着大象把自己的兄弟普米人从嘉朗赶了出来，赶到了木里这样的偏远地方来居住。也许我们普米人本身就是从地坎边上长起来的，现在也只有回到地边上来住。老人的回答有一种宿命的含义。
像普米伙衣这样的古歌，笔者已无法进行考证了。但笔者深信：像普米这样的古羌人肯定曾经作为夏王朝的部族长时间在西北和中原活动过。时代肯定在三代前和三代之间。
夏禹，据《史记·六国表》载：“大禹兴于西羌。”《太平御览》载：“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石纽之地望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汶县的石鼓乡。
关于炎帝，据《太平御览》载：“神农氏姜姓，母日任似，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今四川西部)，有神农感首，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嘉陵江上游的一支流)，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这段文献记载了炎帝的出生地和图腾。我们来看一下现代民族学家的田野实地调查；现在四川阿坝州嘉戎藏族(�即古代牦牛羌之后裔)，家中供奉的大神就是“牛首人身”。这正是炎帝的图腾。该图腾和产生的地望数千年未变，这绝非巧合，是藏汉民族同宗血缘纽带关系在人类学上的证明。近些年来，学者们在川青甘藏区的田野调查中，不断收集到藏汉民族是同宗兄弟的古老传说。
关于同宗兄弟的古老传说，还应有彝族。这里摘一段经著名彝族民族学家刘尧汉先生整理的《我在神鬼之间──一个彝族祭司的自述》，彝族祭司吉克·尔达·则伙自述了该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吉克”是四川、云南凉山彝族旧社会最著名的祭司世家。吉克·尔达·则伙是凉山彝族父系制和氏族奴隶制社会尚存于现今唯一的世传著名祭司。吉克·尔达·则伙在其自述有这样一段事情：
“我们到昭觉古里拉达峨什洛村(今昭觉支尔杉)探亲的时候，那时候古里拉达有名的地方首领吉克纠凸堂叔带我登狮子山峰项观景。在山项上，堂叔又指着蜿蜒磅礴的金沙江给我讲：幺儿，那大江以外的地带，就被一个叫蒋介石的汉人统治着的。大江的这一边归我管。我不禁大笑，向他解释着：叔父，你也是蒋介石统治下的人啊！他拿出充分的证据驳我说：‘凭什么说我是蒋介石统治下的？我一不为他捐款，二不给他纳税！’我再三向他说明一些我所了解的事实时，他还是那么理直气壮地‘证明’说：‘藏族、彝族和汉族是三兄弟，都是同时代分支繁衍到现在的，你们那里汉人多，我们这里不就是彝人多吗！’我两叔侄的争论便不了了之了。”(49)
言归正传，我们来看普米族伙衣古歌中，关于普米的故乡在嘉朗的传说，再结合《史记·六国表》、《太平御览》中关于大禹出生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茂汶县石鼓乡的记载和炎帝的图腾和出生地望在四川阿坝州境内的记载，有如此巨大而强有力的古汉文献记载的旁证，我们认为普米古歌伙衣的传说应该说是靠得住的，有相当的科学性。
至少是在汉代以前，整个横断山区和大小凉山就存在和活跃着众多的古羌诸部落，在这一带活动的羌人又被称之为牦牛羌。
笔者在《凉山州境内的西番及其渊源探讨》一文中曾说过：“‘羌’系各族是起源于旄牛徼外北面的赐支河首和河湟地区。在汉以前，甘青河湟一带的羌系各部落就已经开始大规模南迁。且羌人内部已发生分化《后汉书·西羌传》中的羌人已有一百多个支系。汉代羌人南迁极盛，有迁到蜀郡北部的汶山羌，还有大量迁到今甘孜州的蜀郡徼外诸羌。此蜀郡徼外诸羌可能就是本文所讨论的西番的汉代先民。”
居住于我国西南地区的凉山和横断山区的羌彝各民族，至少从上述披露的古文献和珍贵的田野考察材料，可以说明，他们曾经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部族，参与了夏王朝的创造与兴盛。当然也是《山海经》所记载的那个史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带原始中央政权性质的巨型部落联盟的原始文明体系中的一部分。
问题是这些羌彝民族是怎样从中原迁徙向西南地区的？只有两个途径：1、绕道甘青河湟地区迁往横断山区；2、从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过来了。这些是需要研究的。
以上凡此种种，说明中国三代以前和三代间的数千年里，中华民族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规模的民族整合运动。一个“理念中的中国”早于三代出现在中华大地的上空。中原地区的天子的概念和原始时代及文明时代的中央政权的极其巨型部落和联盟性质，是得到了北部至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和突厥系统的民族，以及南部的进行半游牧和农耕的汉藏语系的民族共同拥戴的。上万年的历史里，人们都争相拥向这一文明中心。这个文明中心在上万年的历史里，对北部图兰民族和南部图兰民族在精神文化上的影响是无可比喻的巨大，是永远也抹杀不了的。这也是东亚文明的中心。
在五六十年代，我们曾经知道中国有人口占到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现在中国人正在计划生育，全力控制人口，但还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那么，我们估计，在历史上在古代历史上，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口可能占到了全人类人口的二分之一。从人类生存的角度上讲，中国文明在历史上对人类的贡献是巨大的。至少为全人类保存了世界上最大的人类生命之基因库，这对人类今后进化的贡献是无法理喻的。那种用西方历史学的观念，把夏、商、周三代图解成三个小的彼此孤立的地方部落慢慢向外由点到面的扩展的解释是错误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上面，我们论述了中国的文明、民族、国家三大起源相关命题，供学界参考。而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也在这一论述之中得到了基本的阐述。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从各部落各民族怎样从史前走向联盟走向联合，从中华民族是怎样彼此认同，怎样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抽象总结而出。同时，也是从中国民族的具体的巨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的描述过程中阐述而出。也就是中国人类是怎样走向联合，走向文明的。这里显示了人类进步的高度智慧。这么多的人群集聚在这块面积虽然辽阔但资源却极为贫乏的大陆上，居然产生了这样高度的文明，这确实需要极高的人类智慧和人类自我组织的能力和技巧。而且化众多人群为一体这需要人类极高的政治智慧和彼此合作团结的文化精神。从中国民族文化中精练出来的上述历史文化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对全人类精神文化的贡献。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从这里，从中国的历史文化总结出来的东西是，彼此尊重。从政治、宗教、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长期彼此尊重和互相包容，中华民族携起手来，互相帮助共同走向未来。我想中华民族的这一精神文化对全人类，对世界今天面临的各种种族冲突和
民族冲突，应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
值此世纪之交，中国人民和全人类一道正在走向二十一世纪。新世纪的到来是否意味人类未来的新的曙光和人类新的希望呢？笔者不敢作答。二十一世纪对人类来说是光明还是黑暗，这一切完全取决于人类自身的思想和行为。
享廷顿和布热津斯基这两位美国国际战略大家对二十一世纪的国际上都是源于对美国国内问题的担忧。享氏关于世界未来是西方文明与儒教中国文明和依斯兰文明间的冲突的理论直接来自他对美国国内日益紧张和种族冲突的亲身体验，布氏的混乱观同样也摆脱不了美国社会衰败的影子。
美国国内种族冲突日益严重的情况，笔者以为，除了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一些因素造成了这一冲突的日益严重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西方的人类学理论和民族理念，本身就是主张和制造种族冲突的殖民者或变相殖民者的理论，其结果不仅是美国出现种族冲突，在非洲卢旺达在欧洲的波黑地区出现种族间的非理性的屠杀，这应该在某种程度是西方错误的人类学理论指导和操纵下的后果。西方文明到了应该反省自己的时候了。在这一点上，西方人到了应该向东方人、向中国人学习的时候了。
张光直先生曾经说过：“我预计社会科学的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载《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三期)。张先生后来对此解释道：“我相信中国研究能在社会科学上作重大的一般性的贡献，所以如此者是因为它有传统的二十四史和近年来逐渐累积的史前史这一笔庞大的本钱。全世界古今文明固然很多，而其中有如此悠长的历史记录的则只有中国一家。亡友瑞德教授曾经说过：“全球上没有任何民族有像中华民族那样庞大的对他们过去历史的记录。两千五百年的‘正史’里所记录下来的个别事件的总额是无法计算的。要将二十五史翻成英文，需用四千五百万个单字，而这还只代表那整个记录中的一小部分”(�arthur �f.� wright�“on the use of generalization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writing of history,1963, 37页，美国加哥大学出版社”)。这批代表广大地域、悠长时间的一笔史料中，一定会蕴藏着对人类文化、社会发展程序、发展规律，有重大启示作用，或甚至证实价值的宝贵资料，可是这笔资料一直还很少被社会科学理论家好好利用过。[50]
过去这一两百年是西方社会科学旺盛时期，但是西方社会科学里的各种法则和规律，并非都能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张光直先生又说：“近代社会科学只是西方文明史经验的总结，它的一般性法则实际上只能适用西方文明史”。[51]
可以说，由西方社会起源并抽象的近代社会科学的许多法则或规律并不一定适宜于东方和中国。那么，全人类和人类社会存不存在普遍适用的规律呢？笔者认为，肯定存在的。这就需要科学家们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对东西方人类及其历史和社会进行更高程度的抽象和综合，在寻觅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的同时，为人类二十一世纪寻觅一个美好的未来。
二十世纪，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正潮起潮涌，自然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导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了，这迫使许多政治家、战略家、科学家和未来学家不得不将全球的管理问题提到议事日程，许多有历史和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将注意力转向东方、转向中国，企图从中国古老而悠久的历史经验和历史长河去寻求重大启示和某种答案，这一战略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多少世纪以来，中国这块贫脊的大陆养活了世界近二分之一的人口，并且还维持了人类高度的文明。历史上中国人类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文明未曾中断过的古老文明、古老民族和古老的国家。举一供参考的例证：“欧洲的天文学家断定《左传》中的记载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二十六世纪。古斯塔夫·施莱格在他的1875年出版的、被认为是一直到二十世纪仍是在这一领域中领先的著作《中国天体学》(甚至他的批评者也承认)一书中证明，中国天文学家在公元前二十二世纪就已预报了日食的发生。这比西方早了差不多两千年。施莱格甚至在中国史书中发现有关重要的天文现象记载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7万年”。[52]�从人类学的角度理解，有太久远历史的中国文明，能在古天文学上留下这样令人几乎不敢相信的记录的真实性和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因此，在全球今后所面临的各类不同性质的严重问题的管理上，久远的中国历史文化和久远的中国文明的历史经验和管理经验，显然对于全人类的未来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极其珍贵的参照和启示。
人类现在面临重重困难。如：全球性的资源短缺：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发达的第一世界的工业国家与欠发达的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矛盾增大；不同文明间的文化冲突和种族冲突也在加剧；由于人类对地球资源的过度开采，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正在遭到破坏，生态环境正在恶化等等。人类所面临的众多问题和困难，都需要各国政府与联合国一道来协商，从人类理智的角度，为了人类未来和人类的共同利益，拿出治理对策。这就需要合作的精神，协商和协作的精神，而不是要对抗的精神。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发达国家应该对人类的未来负有更大的义务和责任。因为这十几个西方发达国家占去了人类大多数的科技资金和资源。
今天全人类所面临的处境与中国古代人类社会有某种极大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在资源贫脊的环境里怎样保存住已有的人类文明发展文明？人类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的选择，第一次肯定是不自觉的，无法用理性来评判。即使是这种不自觉仍是蕴含着人类单纯谋求生存及出路的极大智慧。但是人不可能二次涉足同一河流。人类在相同处境中的第二次选择就应该理性的、自觉的行为。因此，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显然对全人类有着巨大的启示，参照和帮助作用。至于中国对人类社会的管理经验的参照，应该说具有某种无以伦比的优越的地方。
有人说中国古代文明为全人类今天走向一体化提供了合理而等量的参照。等量是正确的，因为古代以前中国养活的人口可能达到世界人口的二分之一。合理去未必。中国古代文明走向大统一，虽然为群体赢得生存的某种机会，但却丧失了其它发展的机会和可能性。
在这一点上，世界上今天没有任何人像中国的中央领导人和国家领导人认识得更为深刻。因此，中国领导对国际事务所持的态度和观点，应该说代表着全人类的最高智慧。这就是主张世界格局多元化，为人类保持各种选择的可能性和机会。主张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保证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主张通过交流、协商、合作来解决国际事务。任何事务都不可加于人。
江泽民主席最近在接见美国记者就非常英明的指出：中国不与美国搞对抗，中美之间不会对抗。江主席三月二十六日接受法国《国际政治》杂志的采访时指出：“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实践证明，我国的政治制度是符合自己的国情的。保障了广大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保证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53]。江主席讲话的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世界各国及国际事务。西方人不要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强加于别人，应该给各国留下根据自己国情进行多元选择的机会和可能性。这才是最人道的做法。
东西文明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从对人类真理认识的角度，东西文明都给对方予巨大启示，使全人类避免了犯历史性的灾难错误的可能性。东西方应该互相学习，因为双方手上都握有人类社会及未来的真理的另一半。
马克思主义在东方中国实践上的成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关于社会发展的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任何真理都是需要随着历史不停改进的。只要人类保持磋商和合作，不强加于人，人类就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一九九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完稿
于北四环东路131号
注释：
[1] 见1996年12期《读书》 p84，�东来：《族性迷信与历史的意义》。
[2] 见1996年12期《读书》 p84，�东来：《族性迷信与历史的意义》。
[3] 见1992年7期《新华文摘》 p70页，杜正胜：《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4] 见1996年9期《读书》 p11，孙祖初：《中国考古学的历史意义》。
[5] 见1996年9期《读书》 p23，曹兵武：《再思考古学的人文价值》。
[6] 见1992年7期《新华文摘》 p70，杜正胜：《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7] 见1996年6期《新华文摘》 p62，宋健：《超越疑古走出迷茫──1996年5月16日在
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的发言提纲》。
[8] 见1996年6期《新华文摘》 p62，宋健：《超越疑古走出迷茫──1996年5月16日在
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的发言提纲》。
[9] 见1996年6期《新华文摘》 p62，宋健：《超越疑古走出迷茫──1996年5月16日在
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的发言提纲》。
[10] 见1996年12期《读书》 p9，李零：《说考古“围城”》。
[11] 见1995年3期《战略与管理》 p46，[美]迈克尔·克林顿 曹跃明译 《对二十世纪
科学的道家式扭曲》。
[12] 见1996年6期《新华文摘》 p62，宋健：《超越疑古走出迷茫──1996年5月16日在
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的发言提纲》。
[13] 见1996年12期《读书》 p10，李零：《说考古“围城”》。
[14] 见1996年9期《读书》 p12，孙祖初：《中国考古学的历史意义》。
[15] 见1992年7期《新华文摘》 p71，杜正胜：《考古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16] 见1996年9期《读书》 p9，陈星灿：《考古学在我们身边》。
[17] 见1992年7期《新华文摘》 p75，杜正胜：《考古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18] 见1996年9期《读书》 p15，孙祖初：《中国考古学的历史意义》。
[19] 见1996年9期《读书》 p19，杜金鹏：《中国新史学的助推器──考古学》。
[20] 见1996年9期《读书》 p24，曹武兵：《再思考古学的人文价值》。
[21] 见1996年9期《新华文摘》，宋健：《超越疑古、走出迷茫》。
[22] 见1995年3期《战略与管理》 p46，[美]迈克尔·克林顿 曹跃明译
《对二十世纪科学的道家式扭曲》。
[23] 见1996年9期《读书》 p15，孙祖初：《中国考古学的历史意义》
[24] 见199年期。
[25] 见陕西人民出版社，王震中著：《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
[26] 见[英]麦克斯·缪勒著陈观胜、陈培莱译《宗教学导论》第60页，�1989&
#65533;年11页第1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7] 见[英]麦克斯·缪勒著陈观胜、陈培莱译《宗教学导论》第60页，�1989&
#65533;年11页第1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8] 见[英]麦克斯·缪勒著陈观胜、陈培莱译《宗教学导论》第61～62页，�1
989�年11页第1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9] 见[英]麦克斯·缪勒著陈观胜、陈培莱译《宗教学导论》第64～65页，�1
989�年11页第1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30] 见[英]麦克斯·缪勒著陈观胜、陈培莱译《宗教学导论》第66页，�1989&
#65533;年11页第1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31] 见[英]麦克斯·缪勒著陈观胜、陈培莱译《宗教学导论》第66～67页，�1
989�年11页第1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32] 见1990年2期《西北民族研究》 p42，张志尧：《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
与蛇图腾崇拜──兼论〈山海经〉中人首蛇身之神的由来》
[33] 见倍松《图腾主义》，胡愈之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11月，第25页。
[34] 见1992年4期《文史知识》 p21，唐善纯：《夏的变迁与中西文化交流》。
[35] 见1994年2期《文艺研究》 p106，�张岩：《〈山海经〉与中华民族的起
源》。
[36] 见1994年2期《文艺研究》 p99，张岩：《〈山海经〉与中华民族的起源》。
[37] 见1990年2期《西北民族研究》 p42，张志尧：《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
与蛇图腾崇拜──兼论〈山海经〉中人首蛇身之神的由来》。
[38] 见1994年2期《文艺研究》 p94，张岩：《〈山海经〉与中华民族的起源》。
[39] 见1996年9期《读书》 p9，陈星灿：《考古学就在我们身边》。
[40] 见郭元兴《〈山海经〉之西荒地理与印度、释典及西方古地志》。
[41] 见1994年3期《文史知识》 p17，李学勤：《河洛的历史地位与河洛文化的性质》
。
[42] 见1997年5期《读书》 p84，《说〈读书〉──超越疑古》上海，周民锋。
[43] 见冯时：《龙山时代的陶文与古彝文》，《光明日报》1993年6月6日。冯时：《山
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
[44] 见冯时：《龙山时代的陶文与古彝文》，《光明日报》1993年6月6日。冯时：《山
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
[46] 见冯时：《龙山时代的陶文与古彝文》，《光明日报》1993年6月6日。冯时：《山
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
[47] 见笔者1987年木里县人类学民族田野考察笔记。手稿。
[48] 见笔者1987年木里县人类学民族田野考察笔记。手稿。
[49] 吉克·尔达·则伙(彝族)口述，刘尧汉整理：《我在神鬼之间──一个彝族司的自
述》 p30，1990年5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50] 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131页，《9,�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
起源新说的草稿》，1990年5月第1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51] 见1987年3期《读书》，蒋祖棣：《中国古代文明的全新观察(读张光直先的两部考
古学论集)》，第9～10页。
[52] 见1995年3期《战略与管理》 p46，[美]迈克尔·克林顿 曹跃明译 《对二十世纪
科学的道家式扭曲》。
[53] 1997年5月14日 《人民日报》 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