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众多专家学者在不同研究方向上所取得的发展和突破，使我们了解到：藏汉两个民族存在共同的渊源，自古以来藏族就是中国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藏汉民族同宗同源。
一、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及语言学的证据
自本世纪20年代西方考古学家安特生在中国发现彩陶新石时代以来，经大半个世纪的大规模考古发掘，目前拥有大量考古资料的证据、众多碳十四测定的数据和古文字研究的成果所支持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原地区至少在8000年以前就向中亚、西亚和北欧传播了彩陶制陶术和象形文字（见刘志先生的研究成果）。[1]考古表明、西藏的旧石器文化起源于华北地区。[2]西藏细石器文化源于北方草原，而北方草原的细石器文化同样源于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3]西藏新石器文化既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又存在大量中原仰韶文化和南方长江流域考古文化的重要因素。具体讲，昌都卡若遗址与仰韶彩陶文化系统的马家窑、半山和马厂文化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此外，与云南大墩子文化系统也存在密切的关系：[4]拉萨曲贡遗址与齐家文化存在某种联系。[5]从考古学上讲，西藏基本是属于中国考古文化的范围，从西藏以西的克什米尔兹霍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半地穴房屋及长方形双孔石刀，有明显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因素；[6]克什米尔扎霍姆遗址，有黄河上游彩陶文化的强烈影响的因素；[7]以及不久前的印度北部山区发现的公元前2500年的中国龙的岩画，[8]等等，都是重要的例证，据医学界对藏族进行的白细胞抗原（hla）研究发现，藏民族属中国北方人群的一部分，起源于华北地区。从而为藏民族的起源问题再次提供了新的科学信息和依据。免疫遗传学白细胞抗原研究，是当今世界最权威的人类血缘关系鉴测手段。这是西藏的两位医学专家——原西藏自治区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自治区级专家孙新甫和现任自治区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傅玉江共同进行的白细胞抗原（hla）研究发现的。他们是在北京儿科研究所hla实验室、中日友好医院临床研究室等单位协助下，对拉萨、日喀则地区的400名世居藏族居民的血液标本进行研究，运用医学统计学处理的结果证实的。[9]
据语言学的研究，藏汉民族的语言是同源的，一些基本词汇的发音几乎是一致的。例如，人体五官名称的发音都是非常接近的，现在能查出的藏语和汉语中所拥有的同源词就达500至600个。[10]因此，语言学上称藏语和汉语为汉藏语系，其关系非常紧密。
二、古地理、古经籍文献、上古民族史、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综合研究
中外上古地理和史料经籍的大量文献记载的考据，例如用《山海经》、《周穆王传》、梵文典籍《孔誉经》和古波斯文献等经籍对勘印证：从上古地理的里距方位和语言区划等角度的严格考释中，证实《山海经·西次三经》中“崇吾之山——轩辕之丘”间的山系，大部在今西藏境内，尾部延伸到今中亚瓦罕以南一带。论证出位于我国西部与上古中原夏王朝同亲的古华夏民族的先祖古轩辕之国，在今西藏西部和阿富汗之间。此处正是古支那之国、西王母和藏文文献中的古象雄、羊同和女国。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冈底斯山即华夏民族的古昆仑之丘，为黄帝下宫。黄帝来自西藏西部。在太古唐虞之世，藏汉两个地区是完全统一的，藏汉民族同宗同源，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以上据郭元兴先生的研究）。[11]50年代中期意大利藏学家图齐在尼泊尔考察所发现的资料，证明了尼泊尔以北的地区为“支那地”、“象雄、羊同”和“女国”，[12]完全上与古汉文文献记载勘合。
《山海经》过去在文人眼里，大都当成子虚乌有的虚构，没有多少真实性，清人纪晓岚认为它“侈谈神怪，百无一真”，就是这种见解的典型代表，此种看法统治学界两百多年。
近年一些学者提出了异议。1962年蒙文通先生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一文中，基本肯定了《山海经》部分记载的真实性。[13]蒙先生认为《大荒经》时代最早，《海内经》次之，《五藏山经》最晚。蒙先生还认为《禹贡》记载反映的是西周以前的地理情况，而《山海经》则更久远的多。前些年谭其骧先生亦发表了对《山海经》中黄河古道的研究论文。[14]肯定了《山海经》所记载地理情况的古老，增强了蒙文通先生的论断。
现在，运用人类学研究《山海经》的前沿学者们，基本都认为《山海经》对中国古地理的记载基本是可靠的，相当部分还是实录。
科学的进步还将大量印证《山海经》的真实性。
夏、周两个朝代都是来自西部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带的古羌人进入中原建立的。夏禹帝，据《史记·六国表》载：“大禹兴于西羌”。《太平御览》载，“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石纽之地望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汶的石鼓乡。
关于炎帝，据《太平御览》载：“神农氏姜姓，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今四川西部），有神龙感首，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嘉陵江上游的一支流），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这段文献记载了炎帝的出生地和图腾。我们来看一下现代民族学家的田野实地调查：现在四川阿坝州嘉戎藏族（即古代牦牛羌之后裔），家中供奉的大神就是“牛首人身”。[15]这里是炎帝族的图腾。该图腾和产生的地望数千年未变，这绝非巧合，是藏汉民族同宗血缘纽带关系在人类学上的证明。近些年来，学者们在川青甘藏区的田野调查中，不断搜集到藏汉民族民同宗兄弟的古老传说。
可能因分布地域辽阔的炎黄古羌人之一部分沿横断山区北徙上溯，因此，反映在中国古籍中的此类大量史料，使中国古史学家们确定上古夏人黄帝族与炎帝族的另一主要发祥地（应为发祥地之一）在今甘肃青海地区的河湟一带（详见本文第三章）。此为第二块夏之地。
而考古学家们依据考古文化系统之相互关系和地层关系，结合上古中国古籍文献的记载，研究确认河南二里头考古文化为考古学的晚夏文化（或称晚夏早商考古文化遗址）。此为第三块夏之地。
亦有学者例如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的陈剩勇同志提出：夏文化发源于中国东南地区，中国第一个王朝崛起于长江下游地区[16]。此为“起之夏”，乃第四块夏之地。
现在我们来看最近的一些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
1995年3月14日《北京晚报》上摘自《乌鲁木齐晚报》的考古学消息，题目为：“早于丝绸之路千余年曾经有条和田玉之路”，摘录如下：“中西交流的最早媒介不是丝绸，也不是瓷器，而是和田玉。这是我国部分学者在新近出版的科学考著《中国和田玉》中提出的。”
“被誉为世界软玉之冠的和田玉：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就被昆仑部落的原始先民开采应用。在距今6000多年的北方红山文化遗址和南方良渚文化遗址，近年来都出土了大量的和田玉玉器；而在距今4000多年以前的乌兹别克斯坦就有了关于和田玉的记载。”[17]
根据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缜密的科学论证，《中国和田玉》一书的作者们认为：“在丝调之路形成的1600多年前，就有一条和田玉的运输线在欧亚大陆上铺展，使中国古文明和西亚乃至欧洲古文明悄然交融。”[18]
红山文化遗址和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和田玉玉器，正好证明了公元281年（晋太康二年）自汲郡出土的《穆天子传》所载内容的真实性。《穆天子传》载：周穆王于公元前十世纪西巡，在位于今西藏阿里、新疆和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华夏民族的先祖古轩辕之国举行了祭祀夏人祖先的大朝和大享两次盛大典礼，朝见了穆王的长亲西王母（西王母属照字辈），然后在新疆和田一带，开采大量和田玉，“取玉版三乘，载玉万只”返回中原。
这些考古发现说明，至少是在6000多年以前，位于今西藏西部，新疆和田地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线的华夏民族的轩辕古国就很可能已经通过位于甘青河湟地区的夏国和山西省二时里头地区的夏国，向更东方的北部红山文化和南部的良渚文化输送了和田玉。
再引一惊人的考古消息：在内蒙古近年发现了大夏国（应指今阿富汗）墓葬群，[19]这为我们提供了更进一步论证的依据。
笔者认为这两条消息，为本文前述的立论即“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提供了强有力的考古学上的印证和依据。
我们在展开论述以前，需要提及一些理论前提。
我们曾经说过，中国是人类文明发祥最早的地方之一，中国有着人类历史上最早最长的编年史，中国是地球上唯一文明未曾中断的最古老的文明系统和最古老的民族。张光直先生曾指出：“几乎没有人不承认，中国历史发展中，民族、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化传统都是一脉相承的。无论自旧石器时代早期以来各个发展阶段的考古资料，还是自甲骨文以来的各种文献资料，都是详尽而丰富的，尤其是连续不断的。”[20]
笔者以为，需要声明的是中国的文明及国家起源不像欧洲文明那样是由点到面的发展或称扩展，而是在辽阔的地域上长期积累酝酿而汇聚起来的。即中国的文明及国家不是像某些西方学者和受某些西学影响的学者认为的那样，是黄河流域上的某个很小的点扩张或称扩展而汇聚发展起来的，当然亦有其中心地带。中国的文明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原生态文明，所以它不是由点到面的发展，这是其根本原因。
因此，依据前述的资料，笔者认为，这两条考古消息，有力地支撑了笔者这样的学术观点：在四、五千年以前，我国西部的古羌人所建立的夏国至少是分三块同时存在着。第一块是郭元兴先生等学者和两汉以前中国经籍上确认存在的，位于今巴基斯坦、阿富汗、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和新疆和田一带的大夏国；第二是甘青河湟地区之夏；第三块是山西河南间的二里头考古文化之夏。这三块夏通过考古学上的和田玉联系在了一起，至于这些亲属族落之间的相互迁徙显然是不言自明的。
国内学术界依据考古资料和古文献考据所得出的结论，企图在河南二里头考古文化中寻中国的国家起源。由于中国文明及国家起源不同于欧洲文明那样是一个由点到面的扩张结果，因而难以得出结论。为此，杜正胜在反省中指出：“现在来讨论中国国家起源，宜超越夏的限界，张光直先生想在龙山文化时代寻觅线索是正确的；甚至不限于龙山时代，也许还有更早的渊源”，“近年辽西发现时间相当早的灿烂文明，考古家苏秉琦先生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新概念和新课题，把国家起源推早到五千年前”。[21]
由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照搬西方历史观来描述中国的文明史，因此如果要对中国国家起源的寻觅突破夏代的限界，那么对夏代和夏文化的定义也需要突破。尤其对中国社会直到公元前十六世纪的二里头文化晚期才进入文明时代的结论首先需要突破。
那么：这三块夏国或称夏人，在时代上孰先孰后，孰早孰迟呢？这恐怕是我们目前难以断定的。这里有更深层次的内涵，当然地涉及中国的民族和国家起源。笔者认为甚至这种提法都有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关于“东夷西羌”的所谓近世学界的“传统”的绝对区分，亦是值得提出疑问的，因为被认为是商文化先河的北方红山文化和长江流域越文化的良渚文化均已大量出土和田玉玉器。至于第四块夏，即越之夏，陈剩勇同志提出“夏文化发源于中国东南地区，夏人的原居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中国第一王朝崛起于长江下游地区”，主要依据亦是从考古资料上入手的：“认为钺为夏朝军权的象征，鼎为夏朝立国的重器，是夏商周三代相承的重要礼制，这三礼制始创于夏人，而据考古资料，因袭夏礼的商朝早期玉钺和青铜钺，以形制和文化内涵看都是东南地区史前文化中玉、石铖的延续和发展，夏亡后为殷人俘获的。从早商遗址出土的青铜鼎，其形制渊源于东南，其灵魂——餮餮及其布局方式也与良渚文化玉器纹饰如出一辙；文献所载夏后氏之璜、夏人始创的社祀祭坛，反映夏代律历制度的先夏历法和夏人种植水稻，习水便舟、擅长丝织等夏文化的主要内涵，几乎都渊源于东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不见于中原史前文化遗址”。[22]
我们不能否认陈剩勇同志研究的巨大成果，但实际有些重大因素陈剩勇同志未能考虑到。第一、自然条件、气候等因素的变迁。例如：①3000多年前的中原黄河流域地区十分炎热，有大量犀牛和大象生活于其他。②西藏在内的青藏高原5000年前的气候比今天好，例如在西藏发现的许多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人遗址位居今天已无人能居住的无人区里，又例如，据考古学家对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研究，4000多年前的卡若遗址的气候远比今天昌都的气候温和，并且4000多年前卡若遗址的居民是处在从定居农耕的民族向游牧民族的发展和转换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变为游牧。另外，笔者在青藏高原的人类学田野考察中，尤其是对其原始宗教的考察中，发现许多应属于我国东部或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文化的因素，使我们惊异不已。
笔者认为，6000多年前的和田玉石能运输到北方的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之中，那么6000多年前的东方沿海文化和人群亦完全可能进入青藏高原和新疆地区。中国2000多年以前就基本形成的辽阔的、与整个欧洲面积差不多相等的疆域，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华民族通过万年以上的漫长时代长期积累酝酿准备汇合而来的。
3000多年前的西藏和新疆地区并没有与中原内地的巨大阻隔，以致郭元兴先生认为3000多年前汉藏两个地区是统一的。[23]至于以后出现了某种阻隔是由于此时西亚斯基泰人发明的马辔和马镫，导致骑兵的出现，从而使西藏沿河西走廊出现了某种阻隔。这种阻隔在公元六世纪再次被打破并消融。
传统学界关于“东夷西羌”的绝对划分是令人怀疑的。实际上，很可能在中国数千年前乃至上万年前，西人东进、东人西渐早已大量形成，双方的文化因素已经掺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由于国家和民族的定义概念东西方很不一样，不清理这些定义和概念，讨论将难以深入进行。对西方之夏、甘青河湟之夏、山西河南二里头之夏、东南沿海之夏，孰先孰后，甚至孰真孰伪等等命题，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由点到面的文明发展史观，是弄不清楚的。因为这是在两种不同的历史学理念体系中。
三、青藏高原古藏人“恰、穆”与中原周人“昭、穆”制度的关系
藏文文献《汉藏史集》（作者为达仓宗巴·班觉桑布；写作年代为藏历第七饶迥之木虎年，即公元1434年；该书原名为《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载“最初，在玛卡秀地方的上部有什巴之王子，名叫丁格，生有三子，分为汉、吐蕃、蒙古”，“内部上族系，为东氏、穆氏、冬氏、塞氏等。据说由此四族分出大部分吐蕃之人……内部四族系格襄汉人、金尚蒙古人、卡勒门巴人、悉补野叶蕃人等四种。其中，汉人又分为两系，即穆氏和格拉氏……门巴人生出三支，一是门巴本身的族系，还有汉藏交界处的木雅及工布人”。[24]内部四族系的东氏，有学者考为木雅，即党项羌（宋代在青海甘肃建西夏政权的民族）。这是藏文文献中关于藏汉民族同宗同源关系的最古老的记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汉人的穆氏与藏人的穆氏是同一种人。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ⅱ中记载了西藏远古氏族“恰”和“穆”的联姻通婚情况。据学者研究，“恰是吐蕃雅垄部在远古时代的部落名称，而“穆”则是古象雄部落远古时代的名称。[25]据载，“穆”的人口众多，支系繁茂。“恰”在藏语中暗含有“白”的转意，“穆”在藏语中潜含有“黑”的转意。很明显，“恰”和“穆”正是我国西南民族史上自远古就存在的“白”和“黑”二个古老族系。据陈宗祥先生的研究，西南民族史上黑、白二系族人曾参加了中原周王推翻商朝的军事战役“牧誓”。[26]古象雄的“穆”引进苯教的。苯教的中心——古象雄的“穆”从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不断向东、向四川西部的横断山区迁徙，因此，反映在古藏文文献中便出现两个苯教中心，即藏西阿里地区古象雄苯教中心和藏东横断山区的象雄苯教中心。[27]上古阿里的象雄、羊同和女国就是上古汉文文献中记载的华夏民族古轩辕之国、西王母国和古支那国。冈底斯山即黄帝下宫，黄帝为道教先圣。由此，汉族的道教和藏族的苯教是同源的，本是一回事，即是以夏人为中心的中国西部氐羌民族的宗教。
而“穆”是潜含有“黑”族意思，上古西南地区的这个黑族系统包括以下广大的支系，即西藏的象雄、中原的夏人、与夏人同宗的彝族和今云南境内的纳西族。西南的彝族和纳西族，还有中原地区的夏王朝都是尚“黑”的民族，在西南属“乌蛮”这一系统。而纳西族原始宗教东巴教的创始人什巴·辛绕就是藏族苯教的创始人。东巴教、苯教和道教是源于同一宗教的不同支系。据古彝文记载，彝族是来自今甘孜阿坝以西的牦牛徼外。[28]
补充一点，与炎帝族的“牛首人身”图腾和地望有关系的，位于今甘孜阿坝地区的嘉绒藏族，亦是尚“黑”的民族。嘉绒藏区是苯教是盛行的地区，保存了苯教的许多原始形态。有资料说嘉绒藏族是远古从西藏腹地迁徙而来的。[29]而在藏语中“嘉绒”一词是“山谷里的汉人”的意思，但嘉绒语又是保留古藏语最多最完整的语言。藏汉民族的关系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据中国上古文献载，上古夏人黄帝族和炎帝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在今青海省和甘肃省的湟水和渭水之间。《国语·晋语》曰：“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明确指明了姬姓族和姜姓族的起源。今甘肃临夏有姬家川之地名，而流过临夏注入黄河的就有一条著名的大夏河（靠近甘南藏族自治州），夏与姬的渊源关系很深，在古汉语中本为一音之转，姬水完全可能就是大夏河。羌与羌本是一个字，更为一音之转。姜水据《水经注》等载所考，应该位于甘陕南部的渭水和四川西北部的嘉陵江上游之间。炎黄、姜姬是两个关系极密切的世代通婚的胞族。
我们来看青藏高原远古氏族部落“恰、穆”与中原周人“昭、穆”制度的关系。“昭”在汉语中亦有“白”的涵意。“恰、穆”与“昭、穆”在藏语和汉语中的意义完全一致，而“穆”的发音又完全相同。
杜预世族谱曰：“周、黄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后，封于邰，及夏衰，稷子不窜于西戎。至十二代孙太王，避狄迁岐；至孙文王受命，武王克裔而有天下。”从上述古文献和古地理考释中，我们完全可以弄清楚古羌之炎黄族是怎样从青海甘肃的河湟与渭水之间的地带进入中原的。西羌的姬姓周人亦从此甘青的西戎之地徙入陕西的岐山发展农业，最终进入中原河南灭商。
作为东夷人的商朝，据张光直先生研究商王族世系存在乙丁制的二分制，即商王族中与王位有关的人可列入天干群，十个天干可以分为两组，两组分别以乙甲和丁为核心，王族内婚，原则是两组之间隔代通婚，即当政王娶同组女子，当政王之子娶异组之女；殷商王位继承法为舅传甥，这样可以保持两组王族轮流执政。二分制是世界各地古代文明和近代原始民族中常见的现象。下面对照商人的乙丁制介绍周人的昭穆制。
昭穆，为周人古宗法之制度，宗宙或墓地的辈次排列，以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位于于始祖的左方，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右方，称穆。张光直总结昭穆制的三点特征：第一，昭穆显然为祖庙的分类。《周礼·春宫·小宗伯》曰：“辨庙祧之昭穆”。《礼记·玉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候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第二，昭穆制的作用，古人明说为别亲属之序，亦即庙号之分类代表先王先前在亲属制上的分类。《礼记·祭统》：“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太庙，而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此之谓亲疏之杀也”。张光直指出：按祖庙之祭倘非分为昭穆二系而不能“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则这种“序”显然不是简单的祖—父—子—孙相承的直系。第三、在昭穆制下祖孙为一系而父子不为一系。《公羊传》所谓“以王父之字为氏”，《五经通考》引刘歆曰：“孙居王父之处，正昭穆，则与祖相代，此迁庙之杀也”。《礼记·曲礼》：“君子抱孙不抱子，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曾子问》：“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孙细则使人抱之，无孙则取于同姓可也。”对于昭穆制中这些极可注意的现象，李宗侗和凌纯声指出，只能以母系半部族之制才能解释得了。
这里非常重要的是：“昭穆两字至今未见于甲骨文，商人或无分级，或有分级而另有他种名称，不以昭穆为级”，[30]据前述张光直对商王庙号的研究分析，商王室存在乙丁制的二系法。商人的乙丁制与周的昭穆制是同一性质的二分制度。但是，商人是以乙丁制与周的昭穆制的是同一性质的二分制度。但是，商人是以乙丁制分级，周人是以昭穆制分级，这一点对本文的命题意义非常重大。这里极可能蕴含着中国上古社会和文化的巨大科学信息。
至此，我们已经清楚周人二分制中“昭、穆”这两个词的来源和涵义。青藏高原古羌人中两个长期通婚联姻的远古氏族部落群“恰、穆”就是周人的“昭、穆”，是周人的先祖西羌从青藏高原带入中原地区的，并在周王室的古宗庙制和亲属辈份的排列次序上保持了对这两个古老联姻集团的关系和记忆。据陈宗祥先生的研究，周武王克商的“牧暂”战役中，追随武王参加战斗的位于西南的“八国”庸、蜀、羌、微、卢、彭、濮，就是分为黑、白二系，即恰、穆二个系统的。[31]恰、穆在古藏语中除了指白、黑外，还含有祖先神的意思，而昭穆在汉语《说文解字》段注中曰：“庙有昭穆。昭取阳明、穆取阴幽。……昭穆乃鬼神之称，”因此，在藏语和汉语中其意义完全一致。
周人的昭穆源于西部古羌的恰穆，而周人的昭穆制只能用母系半部族制才能解释，这点就更不足为奇了。时至今日，我国西部的羌藏民族还保留有许多母系氏族的遗俗。
这里摘一段郭元兴先生的研究：“从文字记载看，自黄帝以至周穆王的二三千年中西王母与中夏的官方往来是不断的。所谓西王母即西方姥姥或奶奶之家，这是一种亲族关系；黄帝娶于西陵氏，后世以为即先零羌。西陵，先零都上述se—rib（女国）的译音无疑。周代先祖仍累代与姜（羌）族通婚，所谓昭穆之序不过为在通婚关系上确立适当的辈份而立的制度。周穆王17年西征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说明当时的西王母属昭字辈，是穆王的长者。”[32]
笔者以为：我国西部青藏高原上古羌人中昭穆二分制的出现，很可能要比炎黄、姬姜这些稍后起的二分制的出现要更早些，更具某种原始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到新石器时代，华北地区的人群就不停地向西部的青藏高原、新疆和中亚地区迁徙，这些西部高原上的人群同时又不停地穿过横断山区和河西走廊迁回到中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故土上。漫长的时代里，这种迁徙运动是互助的、持续不断的。在长达上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在这块辽阔的地域上，创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中华民族，产生了辉煌的中华文明。
注释：
[1]参见1992年4月1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4版，刘志一：《中国古彝文是西方表音文字的始祖》。
[2]见1977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几万年前西藏高原就有人类活动》。
见1979年6期《考古》：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
见1985年4卷1期《人类学学报》：黄慰文《柴达木盆地发现旧石器》。
[3]见1979年6期《考古》；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
[4]见1985年，文物出版社、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1983年1期《民族研究》：童恩正·冷健《西藏昌都卡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1985年9期《文物》；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
[5]见1985年9期《文物》：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拉萨曲贡遗址调查试掘简报》。1992年1期《中国藏学》：候石桩《西藏考古工作述略》，p47。1985年9期《文物》：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
拉萨曲贡遗址，以该遗址为代表而命名的考古文化为“曲贡文化”。属于这一文化的遗址有林芝县的六星、红光、居木、加拉马，墨脱县的背崩村、马尼翁、乃东县的钦巴村等共十一处这类遗存。在拉萨曲贡遗址中陶器以泥质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另外在林芝、墨脱地区十一处这类遗存中发现的磨光黑陶以及鬶流等，是甘肃、青海地区齐家文化中常见的遗物。因此，拉萨曲贡文化与齐家文化存在某种联系。
[6]见1992年1期《中国藏学》：候石柱《西藏考古工作述略》p47。
[7]见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沈福伟著《中西文化交流史》p7。
[8]见1982年8月7日《光明日报》第四版《国外考古集锦》。
[9]见1992年9月12日《人民日报》。
[10]见社科院民族研究所1989年第2期《民族语文》：俞敏《汉藏同源词谱稿·续》。
[11]见郭无兴《〈山海经〉之西荒地理与印度、释曲及西方古地忘》。
[12]见tucci prelimiuary report of two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nepal·pp·92—105。
[13]见1962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
[14]见1982年《中华文史论丛》。
[15]见1981年2期《社会科学战线》：邓庭良《甲绒与牦牛羌》。
[16]见1994年2期《新华文摘》第66页陈剩勇《中华文明起源随想》。
[17][18]见1995年3月14日《北京晚报》。
[19]见1993年1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20]见1994年第3期《战略与管理》：龙西江《中国亟待建立自己的民族学理论》。
[21]见1991年第1期《文物》：杜正胜《夏代考古及其国家发展的探索》51页。
[22]见1994年2期《新华文摘》第66页陈剩勇《中华文明起源随想》。
[23]见郭元兴《〈山海经〉之西荒地理与印度、释典及西方古地志》。
[24]1986年西藏人民出版社，陈庆英译《汉藏史集》p12。
[25]1990年，西藏人民出版社，《藏学研究论丛》第二辑、褚俊杰：《叶蕃远古氏族“恰”“穆”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ⅱ解读》。
[26]陈宗祥：《试论“牧誓”“八国”与黑、白族系》《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7]同[25]。
[28]见《贵州通志·土司志》载：“罗鬼夷书曰：一世孟赳自旄牛缴外入居于邛之卤”当在越巂郡境内。
[29]见西南民族学院研究所：《民族研究丛刊·嘉绒藏族调查材料》第17页载：“传说现在的嘉绒族多谓其远祖来自琼部，其地据说约在拉萨西北，距拉萨十八日程。”
[30]见李宗侗：《中国古代史》第53页。
[31]陈宗祥：《试论“牧誓”“八国”与黑、白族系》《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32]见郭元兴《〈山海经〉之西荒地理与印度、释典及西方古地志》。
本文原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三期，《新华文摘》1995年第10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