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学、历史比较宗教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可知，在中国夏、商、周三代以前和三代间的数千年中，中华民族便经历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民族整合。一个“理念中的中国”早在三代就已出现在中华大地上。中原地区的天子概念和原始时代及文明时代的中央政权的巨型部落和联盟性，得到了北至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和突厥系统的民族，以及南部进行半游牧和农耕的汉藏语系民族的共同拥戴。在上万年的历史里，人们都争相拥向这一文明中心。而这个文明中心亦在上万年的历史里，对北部图兰民族和南部图兰民族在精神文化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这也是东亚文明的中心。
在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曾占世界人口的 1/3。现在中国实施计划生育国策，全力控制人口，但还占世界人口的 1/4。我们估计，在历史上，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口可能占到了全人类人口的 1/2。从人类生存延续的角度上讲，中国文明在历史上对人类的贡献是巨大的。
那种用西方历史学的观念，把夏、商、周三代图解成三个小的彼此孤立的地方部落慢慢向外由点到面扩展的解释是错误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演进中，各部落各民族从史前走向联盟走向联合，彼此认同，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这显示了人类进步的高度智慧。这么多的人群集聚在这块面积虽然辽阔但资源却极为贫乏的大陆上，居然产生了这样高度的文明，这需要极高的人类智慧和人类自我组织的能力和技巧。更重要的是，化众多人群为一体需要人类极高的政治智慧和彼此合作团结的文化精神。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从中国历史文化中得出的结晶是，彼此尊重。即在政治、宗教、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长期彼此尊重和互相包容，各民族携起手来，互相帮助共同走向未来。中华民族的这一精神文化对全人类、对世界今天面临的各种种族冲突和民族冲突，应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
值此世界之交，中国人民和全人类一道正在走向 21世纪。新世纪的到来是否即意味着人类未来的新曙光和新希望呢 ?亨廷顿和布热津斯基这两位美国国际战略大家悲观地预计 21世纪的国际重大问题背后都深深地打上了美国国内问题的烙印。亨氏关于世界未来是西方文明与儒教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间冲突的理论直接来自他对美国国内日益紧张的种族冲突的亲身体验，布氏的混乱观同样也摆脱不了美国社会衰败的影子。
美国国内种族冲突日益严重的情况，除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西方的人类学理论和民族理念本身就是为主张和制造种族冲突的殖民或变相殖民服务的理论，其结果不仅是美国种族冲突不止，而且在非洲的卢旺达、在欧洲的波黑地区接连出现种族间的非理性的屠杀。西方文明到了应该反省自己的时候了。
张光直先生曾经说过：“我预计社会科学的21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 (载《考古与文物》 1985年第三期 )。张先生后来对此解释道：“我相信中国研究能在社会科学上作重大的一般性的贡献，所以如此者是因为它有传统的二十四史和近年来逐渐累积的史前史这一笔庞大的本钱。全世界古今文明固然很多，而其中有如此悠长的历史记录的则只有中国一家。亡友瑞德教授曾经说过：‘全球上没有任何民族有像中华民族那样庞大的对他们过去历史的记录。两千五百年的正史里所记录下来的个别事件的总额是无法计算的。要将二十五史翻成英文，需用四千五百万个单字，而这还只代表那整个记录中的一小部分’。这批代表广大地域、悠长时间的大笔史料中，一定会蕴藏着对人类文化、社会发展程序、发展规律，有重大启示作用、甚至证实价值的宝贵资料，可是这笔资料一直还很少被社会科学理论家好好利用过。”过去的一两百年是西方社会科学的旺盛时期，但是西方社会科学里的各种法则和规律，并非都具有普遍适用性。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说：“近代社会科学只是西方文明史经验的总结，它的一般性法则实际上只能适用西方文明史”。
可以说，由西方社会起源并抽象的近代社会科学的许多法则或规律并不一定适宜于东方和中国。那么，全人类和人类社会存不存在普遍适用的规律呢 ?这就需要学者们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对东西方人类及其历史和社会进行更高程度的抽象和综合，在寻觅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的同时，为人类 21世纪寻觅一个美好的未来。
20世纪，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潮起潮涌，自然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导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大大加快，这迫使许多政治家、战略家、科学家和未来学家不得不将全球的管理问题提到议事日程，许多具有历史和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和学者将注意力转向东方、转向中国，期望从中国古老而悠久的历史经验和历史长河中寻求重大启示和某种答案，这一战略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可以说，就人类应对和管理全球今后所面临的各类不同性质的严重问题而言，久远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的历史经验和管理经验，具有独特的、珍贵的参照和启示意义。
人类现在面临重重困难。如：全球性的资源短缺；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富裕的发达国家与贫穷的欠发达国家间的矛盾增大；不同文明间的文化冲突和种族冲突也在加剧；由于人类对地球资源的过度开采，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等等。人类面临的上述共同问题和困难，需要各国政府与联合国一道来协商，从人类理智的角度，为了人类未来和人类的共同利益，拿出治理对策。这就需要协商和协作的精神，而不是对抗。尤其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发达国家应该对人类的未来负有更大的义务和责任。因为这十几个西方发达国家占去了人类大多数的技术、资金和资源。
今天全人类所面临的处境与中国古代社会有大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在资源贫瘠的环境里怎样保存已有的人类文明进而发展文明 ?人类面对这样艰难的环境而又必须作出选择，第一次肯定是不自觉的，无法用理性来评判。但即使是这种不自觉仍蕴含着人类谋求生存及出路的极大智慧。今天，人类面对相似的处境，须作出第二次选择，这应该上升到理性的、自觉的层次。因此，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应对全人类产生珍贵的启示、参照和帮助作用。至于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对庞大人群的管理经验，对当下的国际社会和人类的未来更具有积极的参照意义。
有人说中国古代文明为全人类今天走向一体化提供了合理而等量的参照。等量是正确的，因为古代以前中国养活的人口可能达到世界人口的二分之一。而合理却未必。中国古代文明走向大统一，虽然为群体生存赢得某种机会，但却丧失了其他发展的可能性。
东西方文明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从对人类真理认识的角度，东西方文明都给予了对方以巨大的启示。从避免全人类犯大灾难错误的角度着眼，东西方应该互相学习，因为双方手上都握有人类社会及未来的真理的另一半。
只要人类保持磋商和合作，不强加于人，人类就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