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湘学、湖湘文化研究的成果
记者：您长期从事湘学、湖湘文化的研究，近年又担任国家重大项目《湖湘文化通书》首席专家，最近还陆续出版了《湘学通论》《湖湘文化通史》等系列著作。请介绍一下这些论著的主要内容?
朱汉民：我曾经参与了全国社科规划办2010年度的重大招标项目“地域文化研究”的招标，担任《湖湘文化通书》项目首席专家。从2011年项目开题，2015年项目完成并结项。结项以后，与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在陆续出版，主要有下列三项：
《湘学通论》主要探讨湘学的中国学术史共性与地域学术史个性的密切联系，重点研究湘学学统与学术旨趣两个问题。全书从宏观层面论述湘学源流、学统建构、学术旨趣等一般性问题，然后进一步开展对湘学学者的个案研究。《湖湘文化通史》则按上古、中古、近古、近代上、近代下，五卷约300万字，集体完成，我担任主编。这是迄今为止对湖湘文化从萌芽、形成到发展、壮大的过程最全面、最系统的分析、总结和评述，对湖湘地域文化的漫长历史作一贯通性的研究。《文化·学术·人格——湖湘文化历史建构论》包括“湖湘文化形态建构论”“湘学学统建构论”“湖湘士人人格建构论”三篇，分别探讨湖湘地域的文化、学术、人格的建构过程、历史形态、地域特质等，特别强调湖湘文化及其湘学学统、湘人人格均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
对中华道统的贡献
记者：在中国学术史研究视野下，湘学学统对中华道统的特别贡献有哪些?在湘学学统中，有没有一些较为游离中华道统的特点?
朱汉民：要谈湘学学统对中华道统的贡献，先要说什么是中华道统。从古至今，这一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中华道统离不开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中华道统是三代先王渊源、春秋战国成型、汉宋延续的儒家之道，是包括个体人格、家国秩序、天道人道合一的一套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二，中华道统应该是价值信仰(道)、知识体系(学)、政治经世(治)的统一，春秋战国的早期儒家建构了道、学、治三者合一的文化体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儒家学者可能表现出对这一体系的某一方面特别感兴趣，如古文经学重视“学”，今文经学关注“治”，宋学则弘扬“道”，但纵观两千多年的儒学史，其实又是儒学不断追求道、学、治三者统一的历史。
湘学学统对中华道统的贡献也体现在上述两个方面。
其一，湘学对中华道统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历史上的湘学学者一直有很强的道统意识(“湖湘正学”“湖湘道脉”“道南正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湘学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了湘学学统。湘学在宋代兴起，故与宋学的弘道意识紧密联系。周敦颐是宋代道学的开山祖，也是湘学的开山祖。周敦颐完成了宋学之道这一新的儒家道学的初步建构。而南宋胡宏、张栻将北宋默默无闻的濂学提升到了道统继承者的地位，突显了湘学对中华道统的贡献，同时将周敦颐开创的新道学进一步理论化、体系化，建立起一个以“道”“性”为核心的道学体系，成为南宋理学集大成阶段的重要学派之一。以后的湘学学者，无不表现出对儒家道统的坚定信仰与学术追求。明清之际王船山强调儒家之道随着时间的延伸而发生变化，即“道莫盛于趋时”，对明清以来儒家之道的传承与更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清道光以后的湘学呈现出学派林立的状况，表达了“天变道亦变”的历史趋势下中华道统发展的要求。
其二，湘学包括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思潮、不同学派、不同学者的学术思想、学术体系，但湘学能够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学统，就在于湘学学者在学术旨趣方面存在许多相似性。从两宋时期湘学形态的成型，到明清时期湘学的崛起，那些参与、建构湘学学统及其学术旨趣建构的学者，均没有出现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纯粹学问的知识追求、空悟心性的精神超越、王权为本的政治功利等等，而是坚持合乎儒学的理想范式，即儒学的道、治、学三者融通，强调以道统主宰治统与学统。尽管晚清湖南学术丰富多彩，既有宋学派(如曾国藩等)，也有今文学派(如魏源、王闿运等)，还有古文学派(如王九溪、王先谦等)，但他们在执著追求儒家之道，坚持儒学道、治、学三者融通的学术旨趣，则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特点使湘学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了儒学的社会功能。
记者：在湘学学统中，有没有一些较为游离中华道统的趋向?
朱汉民：这也有一个如何看待中华道统的问题。中华道统既是开放的、发展的，它具有王船山所说的“道莫盛于趋时”的特点;中华道统也是恒常的、保守的，代表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的价值信仰。我认为，中华道统必须包括这两个方面，如果将某一个方面发展到极端，就是对中华道统的背离。所以，晚清湘学出于对“道莫盛于趋时”的追求，为推动中华道统的传承和发展，虽然致力于学术变革、政治变革、文化变革，我认为他们仍然表达出中华道统的开放性、变动性的特点。所以，我对王船山、魏源、郭嵩焘、谭嗣同等湘学人物均给予较高评价，肯定他们对中华道统的贡献。但是，将中华道统的开放性、变动性发展到极端，进而否定中华文明有一脉相承的恒常价值，就是在一步步悖逆中华道统。近代湘学中也包含着一些激进主义、功利主义的主张，最后发展为对中华文化恒常价值的否定，他们的主张和行动，就是对中华道统的悖逆。
与其他地域学术的交流互动
记者：其他地域学术也曾在湖湘大地传播、衍化，而湘学曾对这些地域学术产生很多影响和互动，请谈谈湘学的这一特点?
朱汉民：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空间形态的湘学，是在与其他地域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形成、演变和发展的。纵观绵延千年的湘学历史，几乎每个时期均有外来的学术思潮、人物在湖湘大地交流、传播。在湘学的演变发展中，湘学不断受到其他地域学术的影响。两宋时期，洛学、闽学、蜀学、浙学、赣学先后传衍于湖湘大地，对湖湘学者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代，阳明学(具体包括王阳明本人及浙江王门、江右王门等)、湛学、东林学在湖湘交流传播，对当时湘学亦产生很大影响。清代同样如此，乾嘉汉学的吴、皖两派，另外常州派、桐城派等当时主流的学术形态，均在影响着湘学的学术形态与知识旨趣。晚清以来，东南沿海的近代文化更是对湘学产生重大影响。
与此同时，湘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也在其他地域传播、衍化。宋代湘学与洛、闽、蜀、赣等地的学术均有传播、衍化。如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对洛学的有影响;他晚年隐居江西庐山，对江西之学也产生影响。张栻在长沙讲学，其故乡蜀地学者纷纷来湖湘之地学习，学成后回归家乡将湖湘之学传之蜀地。所以，《宋元学案》特立《二江诸儒学案》，就是受湘学影响的蜀地学者。晚清湘学大盛，对外的影响力、吸引力大大增强。湘学学者利用在外地做官、游学的机会，在江南各省讲学，使湘学在其他地域不断传播、衍化。如王闿运在四川办尊经书院讲学，培养了许多著名学者，对晚清蜀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记者：当前湘学研究还存在哪些问题，应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推进湘学研究?
朱汉民：近些年来，“湘学”研究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大量“湘学”的个案研究、通史研究、文献整理等成果不断涌现，相关的研究机构、课题不断增加。但是，当前湘学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必须关注和解决。其一，湘学研究中的地方中心主义或自我中心现象。从事地方学术、地域文化研究的学者，桑植之情难免，但是不能走向地方中心主义或自我中心。现在的湘学或者是湖湘文化研究的文章中，常常会看到一些想象力丰富但是并无依据的结论，这就是地域文化研究中比较忌讳的地方中心主义或自我中心论作怪。这一些所谓的“研究”并无任何学术价值，特别要避免。
其二，要建立湘学的基础理论和学术构架。“湘学”是中国学术史的分支学科，应该有一套学界认可度较高的基础理论和学术构架，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但现状并不理想。譬如，“湘学”的定义与研究范围是首先要明确的，但是，这一个首要问题就分歧很大。有的“湘学”定义太泛，认为湘学就是研究湖南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问题的学问，这种定义取消了湘学的学理依据。其实，“湘学”是一门中国学术史的分支学科，中华传统学术文化博大精深，既体现为不同时间形态而波澜迭起的历史学术思潮，又体现为不同空间形态而风姿各异的地域学术传统，湘学就是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的地域化形态之一。“湘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历史上早就出现了“湖湘学”“湖湘学派”“湘学”等地域学术概念，现代“湘学”是这一基础上的发展和提升。如果真正建立起湘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学理构架，需要讲清楚作为中国学术史的分支学科，其中国传统学术的共性是什么，地域学术的个性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不解答，就不能够解释诸如湘学、洛学、闽学、蜀学、浙学、赣学等地域学统。
充分认识王闿运作为“一代儒宗”的地位
记者：蜀中学者对王闿运对蜀学的影响评价自然很高，如何评价王闿运在湘学中的学术地位?
朱汉民：湘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整理文献，湘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全集都值得整理。从去年开始，岳麓书院与岳麓书社共同启动了《王闿运全集》的整理出版。王闿运的著述不仅数量丰富，而且版本繁多，在王氏生前及故后，其著述曾经多次结集。这一次将会把王闿运各种已刊著作、未刊遺稿和散见文字全部整理出来。拟依经、史、子、集四部加以归类，再以刊刻或成稿时间分別序次，最后附录以年谱传记资料。《王闿运全集》已经列入国家十三五出版规划。我们组织了一个课题组，相关整理工作正在按照计划一步步推进。
李肖聃《湘学略》说：“湖南学术，盛于近世。明清两代，乃有四王：船山于《易》尤精，九溪考古最悉，葵园长于史学，湘绮号曰儒宗。”湘学史上的“四王”，各有所长，体现出明清湘学的多样化发展。王闿运作为湘学史上有杰出成就的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在经、史、子、集的不同部类均留下了大量的著作。譬如，王闿运遍注群经，留下了300多万字的经学著作，是晚清今文经学的大家，但学界并没有充分认识他作为“一代儒宗”的地位。特别是王闿运还通过掌教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培养了许多著名弟子，包括他在成都尊经书院培养了廖平、杨锐，有再传弟子康有为。王闿运作为一位博大精深的湘学学者，表达出晚清湘学的丰富性特点，体现了湘学学者的个性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