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士大夫不会像道家庄子及其他隐士群体一样，一味躲避政治、疏离君主，完全放弃自己的政治责任和文化使命。他们积极参与以君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成为臣服于君王的官僚群体，做一个立足于现实政治、追求政治功业的“大夫”。
儒家士大夫的社会身份是由“士”与“大夫”构成的，他们需要承担“士”的文化创造和“大夫”的政治管理两个不同的社会职能。我们可以通过儒家士大夫的身份特点，进一步探讨儒家的多元价值取向与思想形态。
双重身份：学者文人与官员
儒家士大夫首先是“士”，即是从事文化知识创造和传播的学者群体。作为学者文人的士，他们往往要从事价值建构和知识创造。“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者群体，并不依附于某一种具体的政治集团，故而他们秉持的思想视角、政治倾向有一定的超脱性。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群体，他们的政治观念、思想形态往往体现出超现实的甚至是理想主义的色彩。先秦儒家之所以能够具有独立思考和思想创新能力，独立地创造出一系列超现实的思想和价值，与他们相对独立的士人身份有关。
但是，儒家士人还有一个强烈愿望，就是能够有机会进入权力核心成为“大夫”。他们意识到，必须参与到“治国平天下”的系统，才有可能实现自己创造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想。所以，儒家士大夫特别希望与封建君王展开政治合作，参与到封建君王主导下的政治体系与经世治国活动中去。
而士人一旦分享了封建君王的权力成为“大夫”后，就成为朝廷命官，进而在国家政治上必须承担相应的政治治理责任和社会责任。这样，他们的社会身份、思想视角又会发生转移。
与此相关，他们的政治观念、价值倾向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典型的“士”代表理想主义和价值理性的话，那么典型的“大夫”则往往会体现出现实主义和实用理性的精神。
士志于道：理想与使命
从孔子开创儒家学派始，到汉代儒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儒家士大夫之学终于形成。儒家士大夫为重建社会秩序和文化价值，通过对上古王道政治、文化理想的提升，创造出了一整套理想的价值体系、政治制度、社会形态，他们还以“淑世的精神”参与治国平天下，开展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和社会的重建，从而构成儒家士大夫之学的重要思想传统。
儒家士大夫之学是一种儒家士人之学，先秦儒家子学是其典型形态。先秦儒学子学与其他诸子学派如法家、纵横家、兵家、道家等学派的政治态度不同。当其他学派选择或依附君主（如法家、纵横家）或疏离君主（如道家庄子及其他隐士群体）的极端政治态度时，儒家坚持选择一种与君主合作的政治态度。
所以，儒家士大夫群体往往能够坚持“士志于道”的政治理想与文化使命，不会如法家、纵横家一样完全依附君主、逢迎君王，以君王的政治目标为自己的政治目标，而是有自己独立的文化理想、政治追求。
但是，由于儒家士大夫不会像道家庄子及其他隐士群体一样，一味躲避政治、疏离君主，完全放弃自己的政治责任和文化使命，因此他们积极参与以君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成为臣服于君王的官僚群体，做一个立足于现实政治、追求政治功业的“大夫”。他们采取与君主合作的态度，希望将自己倡导的仁爱、王道、仁政、民本融入到君王主导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世实践之中，表现出儒家士大夫之学的现实主义和实用理性的特点，建构了儒家士大夫之学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
早期儒家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们通过自由讲学和独立著书，反复倡导理想主义的仁爱、忠恕、中和、王道、仁政、民本、大同等一系列思想理念，表现出儒家士大夫之学的理想主义和价值理性的思想特点。
多样思想：不同学派的差异化追求
儒家士大夫拥有“士”与“大夫”的不同社会身份，需要承担文化创造和政治治理的不同职能，因不同的思想视角、社会立场而拥有不同的价值理念，最终形成了儒学内部的多元思想和不同学派。儒家士大夫既可能因为坚持“士”的书生气而追求理想主义和价值理性，故而与君王产生矛盾、形成冲突；也可能因追求“大夫”的立功而坚持现实主义和实用理性，并在追求政治功利的过程中与君王建立起密切合作关系。
由此可见，尽管儒家士大夫是思想信仰大体一致的社会群体，但由于这一群体中的每一个体对“士”与“大夫”不同社会身份的认同、不同思想视角的认识偏重，在思想观念、社会职能上的政治实践中往往会有很大差别，从而形成了内部分歧很大的不同思想和派别。
儒学内部的思想形态和各学派之间的差异，根源于儒家士大夫拥有“士”与“大夫”的不同社会身份。在2000多年的儒学衍化中，出现了许多思想与学术的分野，产生了不同形态的儒学，如果追溯源头，均可能与“士”与“大夫”的不同社会身份认识偏重有关。
庙堂儒学与山林儒学。汉代以后，儒学得到国家最高权力的认可，开始步入庙堂，获得独尊的地位。与此同时，儒学形态也开始分化，无论是儒家学者群体，还是儒家学术思想，均可以分成差别很大的两种形态。“独尊儒术”只是让一部分儒者步入庙堂，成为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那些儒家学者获得卿大夫之职，他们的学术思想成为国家学术和官方意识形态，使儒学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政治功能。
而另一部分儒家学者则留在民间，他们主要在民间继续从事儒学的研究和传播。对于这两种儒学，学者们分别称为庙堂儒学与山林儒学。显然，庙堂儒学与山林儒学的分野表现出儒家士大夫对“大夫”与“士”的不同职责的强调。
庙堂儒学的学者倾向于“大夫”的政治责任，所以，他们关注儒学的政治功能，注重儒学体系中有关典章制度、国家治理、社会教化等涉及经邦济世的社会功能。西汉董仲舒及其今文经学，就是庙堂儒学的典型代表。董仲舒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深得汉武帝赏识，被任命为江都王相。他的《春秋公羊学》为汉帝国建立了国家学术和意识形态。
而东汉王充则是两汉时期山林儒学的典型代表。山林儒学的学者倾向于“士”的学术情怀，关注儒学的思想创造和文化批判。王充一辈子在民间从事学术研究，他完成的子学著作《论衡》，对两汉流行的天人感应的种种虚妄迷信作了系统批判，充分继承了先秦儒家士人的文化批判精神。
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
一些儒家学者追求注重个体精神信仰问题，关注个体心性修养，偏爱义理思辨，人们把这种儒学称之为心性儒学。而另一些儒家学者则注重社会政治问题，关注经世致用，偏爱政治制度考察，人们把这种儒学称之为政治儒学。
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分野，可能与学者个人的知识兴趣有关，但主要原因仍然是与他们对“士”与“大夫”的不同社会身份偏重有关。魏晋时期的学术界，就鲜明地体现出这两种不同学术兴趣和思想形态的分野。魏晋时期风流名士的突出特点是个体意识的觉醒，无论是“正始名士”，还是“竹林名士”，或是“中朝名士”，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与个性情感的张扬。这种个体意识的觉醒，使得魏晋名士全面关注一种与个体存在相关的一切价值。
魏晋名士通过对儒家经典和道家经典的诠释，建构了一种新的学说。魏晋名士们热衷于讨论“玄理”，他们以《易》《老》《庄》“三玄”为思想资料，清谈“性情”、“名教与自然”、“心性”等一系列心性儒学的问题。
而另一方面，魏晋时期的官方学术则仍然是沿袭两汉以来以经学为主体、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儒学。魏晋时期官方设置的经学博士，仍然沿袭两汉政治化了的经学。如西晋的官学制度：“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魏晋时期出现了经学大家王肃之学，其学足以与郑学抗衡，故有郑学、王学之争。
但是，他们作为与国家典章制度相关的政治化儒学的特点是一样的。王肃在论述自己为什么“以见异于前人”时说：“是以撰经礼，申明其义，及朝论制度，皆据所见而言。”他在学术上申明新的经义，其实是与朝廷的政治制度、国家治理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