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能不能走向现代社会，已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当正确理解传统文化。我认为，历史意识、开放意识和批判意识是理解传统文化的三个基本出发点。现在就这几点作一些说明。
一、关于历史意识
有人可能不同意甚至反对用历史意识（或历史主义）理解传统文化，认为历史意识无非是黑格尔的“诡计”，即所谓历史辩证法，它常常用来为历史罪恶作辩护，并不能说明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历史意识并不意味着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也不意味着历史的发展总是进步的或乐观的，更不意味着历史是绝对观念在时间中的展开。它只说明，历史是在时间中发展的，任何历史传统都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在时间中形成和流变的，因而具有某种相对性（但不是历史相对主义）。无论从认识和实践的角度讲，还是从价值选择的角度讲，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也是在历史中发展的。因此，从根本上说，传统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
当今，就是自然科学包括科学哲学都接受了历史意识，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以库恩为代表）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不能不接受“科学革命”的某些观点，科学中的绝对真理论已越来越受到批评，何况在历史文化与价值领域，就更加应当强调历史意识，因为任何文化价值观，离开历史主体就无从谈起。
文化与科学不同，如果说科学能够包括在文化之中，那么文化则不能包括在科学之中。文化不仅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而且具有不同层次的含义，并且与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有直接关系。一般说来，不同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但在同一个民族内部，这种文化模式则不是固定不变的，在社会变革或转型期，文化模式更要发生变化，从而创造出新传统。这当然不是说，必须打碎一切旧传统，才能创造出新传统，事实上，在文化转型期，历史传统中有生命力的部分，已经被成功地保留下来了。
传统具有稳定持久性或保守性，这是许多人所承认的。但是，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就在于它是不断被创造的，它既是历史主体存在的前提，又是历史主体的创造。当然，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的态度和方式。西方有一种反传统的传统，已有的传统不断受到怀疑和批判，同时又创造出新传统，这种传统与反传统的不断交替，构成了西方文化发展的特征。中国则向来尊重和崇尚传统，在解释传统的过程中求得稳定而缓慢的发展，很少出现反传统。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稳态的、和谐的、整体的发展模式，它根植于长期稳定的农业社会。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
但是，这种传统在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却面临着根本转型的问题。事实上，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在进入工业社会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东方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各个国家和民族，也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这是一个事实。有人认为，东方国家的工业化是在儒家文化的推动下完成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事实上，东方国家的现代化，无论从物质层面，还是从精神层面，都是在工业文化的指导下实现的，只是孰先孰后的问题。儒家文化的作用不可抹杀，但是必须经过转型，与现代文化相结合之后，才能发生效应。关于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谈到。
转型当然不意味着彻底抛弃传统（也不可能），但也不仅仅是转变其职能或功能，它还包括整体结构的转变。当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必然出现许多新的东西，出现许多新的问题，靠传统文化是难以解决的，因此需要创造新传统。比如，与现代社会相联系的个体意识与竞争意识，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中国之所以迟迟不能进入近代社会，虽不能说完全由传统文化来负责，但不能说与传统文化中讲序、讲和、讲不争、讲守成等强调整体稳态与和谐的观念没有关系。在传统文化中，形成以经商为耻、以工艺为贱的观念，个体意识和竞争意识受到重重压抑。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可以正大光明地去参与竞争，不仅走出了家门，而且开始走出国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变化。但是，人们的观念（包括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否已经彻底转变了呢？
之所以称为历史性变化，是因为这场变革不仅要改变社会经济结构，而且要改变人们的存在方式，包括自我价值。在竞争的条件下生活，如果不参与竞争，就会感到一种生存危机。其实，竞争就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在竞争中社会发展了，人的潜能也会得到充分发展，生存空间也会扩大。坚持历史意识，就要承认传统观念有其存在的历史条件以及在社会转型期转变传统观念的必要性，并自觉地实行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需要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跨入一个新的领域或境界。这种境界既是世俗化的，又是符合时代精神的。
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使传统文化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获得新的生命力，使之进入现代社会，成为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因为历史意识还有另一重含义，即传统文化是可以流传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跳跃性”、“突变性”，决不是“万劫”之后，再来一次新生，而是不断的再造与再生，即使是以“反传统”的形式出现，也决不是消灭一切传统，只能是改变原有模式，将其中有生命力的因素加以改造与重新组合。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精神，可说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模式，但是，如果在改变其整体结构的同时，能够给予新的解释，赋予新的意义，那么，在当今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搞好生态平衡以至在宇宙伦理学方面，都是很有意义的。它会避免“人类中心论”所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使人与自然界和睦相处。现在人们提出“重新回到大自然”的口号，固然是获得丰硕果实之后的安慰，同时也是付出极大代价之后所得到的认识，我们是不是在向自然索取（这在当前是极为需要的）的同时，付出更小的代价呢？这是完全可能的。在这里，不仅需要历史意识，而且需要某种超越意识，承认传统文化中具有某些可以与现代社会沟通的东西。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人的因素，重视人的地位和作用，重视人的主体性。但是，这种主体性是道德的、美学的，而不是认识论的，是德性主体或审美主体，而不是知性主体。当代新儒家中有一派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但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未必合适。在当今，毫无疑问，应当提倡知性主体，发展科学技术（工具理性），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如果说这是时代课题的主题，这样说也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完成一个健全的主体所需要的。但是，如果为了发展知性主体而忽视了德性主体，或者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走向“非此即彼”的二值思维，我认为是不对的。传统文化中的德性主体固然有其时代缺陷，但是如果经过转型，改变其整体结构，在现代社会中是有其价值的。使德性主体与知性主体相辅相成，同时并进，以完成更健全更完美的主体，这是历史的责任，也是时代的要求。所谓改变传统的德性主体的整体结构，包括改变其忽视与抹杀感性自我、贬抑个体人格独立性的核心部分，其目的是把人变成真正现实的人。
现代社会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公开讲利益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讲义？这也是转型的问题。“正其义（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教义，同现实社会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公开讲利，特别是讲个人利益，比起不能公开讲利，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也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一个突破，并不是什么“没落”与“沦丧”。但是，如果走到另一个极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这就决不是什么时代精神了。因为它不仅违背了道德人格，而且违背了社会法治精神。因此，一方面要提倡客观理性，进行法治建设；另方面要发扬传统道德中的理性精神（这是同工具理性不同的另一种理性），二者并非绝对对立、不可相容。坚持历史意识，不仅要承认传统文化中有超越性的一面，而且要使它同现实结合起来真正走进现代社会。
二、关于开放意识
如果说，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某种封闭性和排他性，这并没有什么奇怪。这既有地域空间的问题，又有时间跨度的问题，还有语言文字和信息交流的问题，当然，最重要的自然是文化本身的结构模式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形成开放的系统，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就更是如此。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具有封闭性的一面，但在一定条件下它又是开放的，它在自身的发展中确实具有吸收性和包容性，但条件是最重要的。所谓“同质文化”、“异质文化”、“可比性”、“不可比性”、“可通约性”、“不可通约性”等说法，主要是从静止的概念系统或“范式”理论而言的，如果放在动态的时空范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民族的传统文化要得到发展，必须形成一个开放系统，而不是封闭系统。在文化多元化与文化交流的时代，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是很难发展的。所谓开放系统，包含两方面意义：一是向现实开放，即开放自己以迎接现实的考验，找到与现实的结合点，在现实中不断改变自己的结构与内容，形成适合时代需要的新文化。二是向其他文化开放，即开放自己以及迎接各种文化的挑战，大胆吸收其优秀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这本身也是一种再创造。自我封闭的心态看起来是维护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把自己禁锢在传统里。“作茧自缚”，自我窒息，决不可能发扬传统文化；只有在开放的系统里，才能使传统文化不断自我调节、自我转换，从而得到丰富和发展。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例子是很多的，不必细说。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自近代以来，传统文化便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问题不在于挑战本身，而在于回应方式，不同的回应具有不同结果，大体而言，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自我封闭、完全排斥。或者认为传统已足，不必吸收；或者认为外来文化一旦引进，就会消灭传统文化，使传统精神“荡然无存”，这种态度的结果是完全失败。
二是以传统道德为本体，在不动摇传统文化基本结构的前提下，吸收一些外来文化，即所谓“中体西用”。结果也没有成功。
三是完全敞开、完全接受，对传统持彻底否定态度，即所谓“全盘西化”。其结果虽然产生了启蒙作用，但仍然没有成功。
四是互相批评、互相解释、互相对话，重新建构中国文化。这就是当代新儒家的出现，他们在发展传统文化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并没有完全摆脱文化本位主义的影响。
五是根据中国的实际问题和现实需要，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结果产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这里涉及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问题。按照通常的说法，时代性亦即普遍性，民族性即特殊性，根据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时代性通过民族性而得以实现，民族性则必然具有时代性。假如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二者的统一。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里，民族文化是不是具有时代性，这是很难说的。这同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并不完全一致。民族性与时代性也不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形式和内容，任何时代文化也不能离开一定的形式和内容。在一个开放的系统里，民族性与时代性应该是小系统与大系统的关系，前者说明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后者说明人类文化的统一性。要使民族文化具有时代性，就要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去看，并且形成一个开放系统，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不断发展自己，这样才能既有民族特点，又有时代精神。
有一种说法，“越是具有民族性，就越是具有国际性”，这是正确的。但是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只有在开放和交流中，使中国文化真正“走向世界”，才能显出民族性，从而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否则，无所谓国际性。要“走向世界”，就必须在开放的条件下，并且吸收别人的长处，这样才能有“通约性”、可接受性。我们要有这样的自信心，传统文化是不会被消灭的，如果它是有生命力的，它就会找到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犹如活水，流而不断；如果没有生命力，它就会被淘汰。但生命力来自哪里？来自创造，创造来自现实和交流，就是说，只有在开放系统中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创造的文化，才是有生命力的。宋代哲学家朱熹是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也是集大成者，但他有一首诗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诗很有哲理，常为人们所引用，如果对它进行现代解释，其所以成为“源头活水”，就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系统，而不是“一潭死水”。传统文化中的“源头活水”来源于开放与创造，要使我们的文化变成“源头活水”，就要在开放的系统里不断进行自我更新、自我创造。
开放应该是全面的或“全方位”的，在科学技术领域，引进先进技术加以消化与创新，是开放；在文学艺术领域，吸收优秀成果以丰富发展自己，也是开放；在精神价值方面，传统的价值观，特别是伦理道德观，也应在开放的条件下求得突破与发展。中华民族悠久的道德传统是不会丧失的，但它有严重的时代缺陷，除了它的伦理道德为等级服从关系论证之外，它还是内在型的，缺乏外在性的一面；就人格类型而言，它提倡群体精神，缺乏个体人格独立发展的根据。在开放的系统里，它必然会受到冲击，唯其如此，才能有发展。比如，在个体人格得到提升和发展的同时，传统的群体精神就会重新找到其应有的位置，而不是被其他价值观所完全代替，经过这样的更新之后，传统文化将会以全新的面貌出现。
中华民族有很强的凝聚力，越是在开放的条件下，越能显示出这一点。现在，华人已遍布全球，他们在各个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特别在支援祖国建设方面成绩卓著，世人皆知。他们之所以取得成就，除了他们的勤劳和智慧之外，就是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继承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讲道德、讲信义，因而赢得人们的信任和尊敬，他们在解决不同文化相互关系方面做了有意义的工作，值得我们重视。
三、关于批判意识
所谓批判意识，是指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的反思和审视，作出符合时代精神的解释和评价，从而更好地发扬优秀传统，决不是全盘否定与打倒。全盘否定、彻底打倒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狂热的激情。理性的批判恰恰是以同情和敬意对待传统，并且具有宽容精神。随意贬斥传统文化是很容易的，但也是很轻率的，而且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其结果往往是传统没有被否定和打倒，反而潜藏在社会意识的最深层，以变型的方式出现，并且产生负效应。但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传统作出理性的分析和评价，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由于传统已存留于人们的深层意识中，变成我们存在的历史前提，换句话说，我们历史地存在于传统之中，而不是在传统之外。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传统的反省首先是自我反省，对传统的批判首先是自我批判。这不仅需要时代的责任感，而且需要自我觉醒的勇气。这要比盲目地颂扬或否定传统困难得多，但是更为重要。事实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都是坏的，也并不都是好的，而是整体性的，所谓好与坏并不是那么分明的。我们的责任就在于进行理性分析。现在人们谈论20世纪是综合的时代，而不是分析的时代；但是，在缺乏理论分析基础上的综合，只能是原始的综合，决不是现代综合。对我们这个向来推崇传统的民族而言，就更加需要批判精神。其实，肯定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本身就包含着批判精神，这同历史意识也是统一的。
批判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深入传统文化整体结构的内部，区分其不同层次和要素，重新分解，重新组合，重新解释，重新定位，以便找到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这里需要把真理和价值、“事实”和“应当”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既有科学分析，又有价值选择。这也许只是一个理想，但是有了这个理想和愿望，就能够在传统与现实的结合方面有所前进。
传统文化的表层结构比较容易变化，其深层结构则难以变化；其中的某些要素有生命力，有些则失去了生命力。这些都需要进行认真分析。所谓“有生命力”与“没有生命力”，应以什么为参照系呢？有人认为是现实“需要”，有人认为是社会“实践”，还有人认为是“历史规律”。这些说法都是从现实着眼，不过有的强调主体方面，有的强调客观方面。在我看来，应当把二者结合起来，以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为参照系。这里既考虑到客观因素，也考虑到主观因素；既看到历史是客观的运动，又看到历史是主体的活动。文化本身一方面不断处在客观化的过程中，另方面它又是主体的不断创造，这种主客观的相互转化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形态。历史的大趋势，就是主客体在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走向，传统文化诸要素如果在这一走向中起促进作用，它就是有生命力的，否则便是没有生命力的。当然，所谓诸要素，也是就其转变整个形态以后而言的，并不是原封不动的。应当指出的是，要使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得以实现，主体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传统文化，决不能停留于表层结构，作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对于深层的东西，就更加需要批判分析，而不是诉之于情感的好恶。传统中有没有永恒的东西，我不敢说；但是至少有某些永久性的东西，它们存在于深层结构之中。我想以“孝”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众所周知，以家族为纽带的“孝”的观念及其仪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持久的核心之一，被称为“百行之本，万善之源”，孝不仅是个人成德之本，而且是治家治国以至“平天下”的基础。但是，从表层来看，进入现代以后，中国人的家庭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不存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种诸如“父母在，不远游”、“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以及三年之丧一类的孝行。但是，从更深的层次去看，孝仍然是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问题在于，“孝”不仅是一种家庭伦理，而且是一种宗教，其主要标志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传宗接代式的生存方式和精神追求。许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其实这就是一种宗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宗教的儒家宗教。在传统观念里，人的生命如果能够一代代地传下去，就可以永恒不死，虽然个体的生命结束了，但种族的生命却延续下来了，个体不过是种族生命中的一环（据我所知，台湾和日本已有学者研究这个问题）。这是生命的最大寄托，也是人生的最终归宿，是中国人在长期文化积累中形成的牢固而持久的宗教情感。我们应透过“习俗”看到它的内在实质。对于这一深层的传统观念，应该进行认真反思，它与建设现代文化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理性批判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自觉地处理传统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作为观念形态的传统文化，已经变成人们的潜意识，在文化转型期，需要自觉地实行转换，其中有自我选择的问题。仍以“孝”为例，对其不同层次进行分析之后，哪一些在现代社会中已不能存在，哪一些经过转换之后还有意义，就成为很现实的问题。“孝”能不能与现代社会相结合，或者说能不能进入现代社会，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按照韦伯的理论，似乎不可能，因为在他看来，儒家伦理（包括家庭伦理）不具备近代工业社会所需要的理性精神（他把工具理性看得特别重要），也缺乏应有的价值观。但是，这种伦理精神在东方国家却得到了贯彻，并且在现代经济中显示了力量。我们知道，家庭伦理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亲和力，如果在充分发挥个体精神的同时，不是抛弃这种伦理精神而是与之很好地结合起来，对于现代化的发展可能是一种动力，而不是阻力。至于以自然情感为基础的温馨的家庭生活，则能够为现代人的紧张生活带来安全感与归宿感。当然，在当今科技和信息时代，这种凝聚力与和谐精神，同过去封闭或半封闭式的自然主义、伦理主义有根本区别，它必须从政治伦理的模式中解放出来，把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提到首要地位，而不是上下尊卑的等级服从关系；必须以知识、能力和贡献为衡量标准，而不是单纯的论资排辈。
剩下来的就是“传宗接代”式的宗教精神，这是最难改变的，但是在竞争的条件与环境下，很可能发生真正的变化。这种变化将伴随着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与科学文化知识的不断增长。至于追求生命的终极意义与终极关怀一类问题，很可能表现在其他方面。我认为，实现自我超越的心灵境界，是中国人的最高的精神追求，其中包含着某种宗教精神，这也是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之，如果我们能够自觉运用理性批判的方法对待传统文化、理解传统文化，我们就能够顺利完成文化的转型，并引导传统文化走向未来。
* 原载《哲学研究》1993年第1期，第1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