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是因为其中包涵一系列独特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密码，使中华文化获得强大生命力。民本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政治理念，它既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形成产生重要作用，也对中国传统政治实践产生深刻的历史影响。从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视角考察，民本思想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近代转型与中国化民主的不断探索，均发生了深刻影响。
民本思想起源
民本思想的起源，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六经”体系的民本思想，《尚书·五子之歌》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国古代民本观念的最早源头。后来周王去讨伐殷统治者，强调“民意”才是“天命”的体现和代表，使殷商对天的宗教信仰转化为民本的政治理性。《尚书·泰誓》中记载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体现了周王对国家治理中民众力量的认识，达到了上古时期统治集团对民本重要性的最高水平。
其二，春秋战国时期儒家诸子的民本思想。这一时期民本思想有重要发展，奠定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基础。儒家士人吸收了西周先王的民本思想内涵，但是又淡化其中对“皇天上帝”的宗教信仰，建构了一种系统化民本主义政治学说。首先，早期儒家提出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儒家强调，君主的权力来自人民。《礼记·礼运》是孔门弟子子游所著，他提出：“故百姓则君以自治也，养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显也。”这一段话表达了早期儒家的民本观点，提出人民奉养、服从君主的目的，是基于人民自己的“自治”“自安”“自显”。孟子在讨论尧舜禅让的问题时，也表达了关于君主政治权力来源的思想，即国家权力主要是“民与之”，故而君主不可以将来源于人民的权力私自转让他人。孟子进一步指出，只有人民才是国家体系的基础，统治者要得到人民支持才能够得天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荀子也提出君主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思想，他指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
儒家诸子还提出政治权力为人民，主张一切政治权力必须以人民利益与福祉为目标。子贡曾经问老师：“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也就是说，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比尧舜还强的圣人。儒家主张将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统治者的执政目标。孟子提出以民为贵的重要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孟子将政治目标的重要程度、政治价值的等级系列，做出鲜明的排序：人民第一，社稷国家次之，君主个人更次之。
民本与中国传统政治
以上所述，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两个主要来源。这些思想理念，对后世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演变、政治实践的过程，均产生了重大作用和影响。秦朝奉行的是崇拜权势的君本政治，故而建国仅十五年而亡国。而后来出现的“汉唐盛世”，是中国古代史也是世界古代史上国祚长、国力强的最强国家之一。汉唐盛世形成的原因很多，但是确实与这一时期统治者自觉接受民本思想有密切关系。基于秦朝快速亡国的教训，汉代统治者很早就接受民本思想。如西汉初贾谊建言：“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董仲舒进一步为汉武帝建言以民为本，提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这些思想对汉朝历代帝王强化民本意识、不断制定重视人民生活的经济制度、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使汉朝走向民富国强。唐代统治者也如是，唐太宗自觉意识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资治通鉴》卷192)李世民提出国依于民的重民思想，提醒统治集团必须重视民众的利益，否则将失去民心。这种重民思想使得唐代实行开明政治，纳谏任贤，建立君民和谐关系，才有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还深刻影响了以后两千多年中国政治思想的衍化和发展。汉唐经学、宋明理学建构的思想体系，均是将民本思想作为其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理念。特别是到了明末清初，民本思想的发展还突破了先秦诸子的思想水平。如黄宗羲不仅强调“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他还强调：“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明夷待访录·原君》)他的“天下为主”就是以民为主，即肯定民众在政治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所以黄宗羲还由民本出发，进一步考虑如何从政治制度上制约权力，可见他在继承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已有超越。
民本与中国政治文化转型
以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考察，会发现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有相通内容。源于古希腊的早期民主思想和制度，发展到近代欧美逐渐成熟。西方政治家曾经将这一民主思想和制度概括为“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孙中山先生曾经主张将这一段话译作民有、民治、民享。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肯定了国家权力来源人民，与近代民主思想的“民有”(of the people)十分接近，而民本将人民的幸福生活作为执政目标，则与近代民主思想的“民享”(for the people)相通，可见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已经具有与近代民主思想一致的两项重要因素性。有人将中国传统的民本与西方近代的民主对立起来，在张扬近代民主价值的同时贬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这是不应该的。当然，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不包括“民治”(by the people)的理念和制度，故而民本思想必须补充相关的思想和制度，才能真正完成从传统民本向近代民主的转型。
所以，近代中国从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开始的民主革命，就是要推翻延续数千年的专制帝制，以建立“民治”政治。无论是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还是辛亥领袖孙中山、黄兴，他们推动近代中国民主化的同时都高度赞扬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作为近代民主运动的思想资源。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民主革命，更是一场为真正实现“民治”以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也努力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作为思想资源。如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也是民本思想中一切政治权力必须以人民利益与福祉为目标(for the people)意义的另一种表述。
当代中国在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建设时，应该更好地继承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才能够使现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奠定在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的坚实基础上。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贯穿中国古代，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底色，是古代政治文明的最高体现，并产生深远影响，对传统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同时，它也包含有现代民主的因素，能够为当代中国民主思想发展和制度建设继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