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2010年9月3日
地 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昌阁
会讲主持: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
会讲嘉宾:林庆彰(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研究员)、姜广辉(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李清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吴仰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朱汉民:国学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学界内外都还存在着不少疑虑与分歧。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国学学科体系的内在条件,即国学体系的知识构架和学理依据;其二是国学的外在条件,即国学能否具有现代学术视野而能得到普遍承认并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最近我注意到,有些学者在讲到中国国学合法性的时候,援引了西方大学的“古典学”的概念。在世界一些著名的大学,如哈佛、剑桥、牛津等,都设立了古典学系。那么这个古典学研究什么呢?它是以古希腊、罗马的文献为依据,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等等。古典学注重将古希腊罗马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在西方,古典学可以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为什么“国学”就不能被容于中国现在的学科体系呢?
我认为,“国学”其实就是“中国古典学”。如果我们用“中国古典学”来定义“国学”,可以解决“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两个难题。一方面,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中国形成了建立自己特有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文明体系,建立“中国古典学”,也就是以中国古人留下的历史文献为依据,将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由于“中国古典学”是以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为学科基础,这是一门从学术范式到知识构架、学理依据均不同于现有的文学、历史、哲学学科的独立学科,这是“中国古典学”得以确立的内在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国学”概念仅仅能够为中国人自己使用,西方人则只能使用汉学,以“中国古典学”来定义原来的国学,“国学”具有了文化共享、知识共用的现代学科的要求,并能兼容国学、汉学,为中外学者所通用,这是国学能够具有现代学术视野并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外在条件。
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邀请各位老师,共同来从学理层面上思考、讨论一下以“中国古典学”来定义原来的“国学”,以推进“国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学科建设问题。先请林先生谈谈。
林庆彰:现在国学非常热,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国学机构在剪彩。那么剪彩之后能否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规划呢?能否针对以前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缺点加以改造呢?我认为这些应该是更重要的。
其实国学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就慢慢分化了:史部分化到历史系了,子部由哲学系来承担,集部有中文系来承担。单单这个经部,就无家可归了。所以今天的国学院最重要的是把经学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
国学院不能以院长的专长来进行专业设置,不能院长研究什么,国学院就以什么研究为主。
我八年前曾去日本参加一个“古典学再构筑”的会议。我讲完后,大概有三四位学者向我提问。他们主要问我说,他们西方都有自己的古典学,你们为什么对古典那么痛恨,那么不友善?他们说古典对子孙后代来讲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保护她、研究她,是他们的一个天职和责任。他们还追问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还有没有改善的空间。我当时确实不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况,就说不知道。他们有点失望。我回来后一直想这个问题。国学如果用其他用语来表示,可能会比较中性,不像“国学”有那么多的争议。这次朱院长有把“古典学”等同于“国学”的想法。我觉得非常好。昨天晚上请了几个助理印了些关于西洋的古典学的资料看了一下。哪些大学有开古典学的专业呢?耶鲁、剑桥、牛津、哈佛、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巴黎大学、莫斯科大学、东京大学等等大学都有。如果我们岳麓书院有意朝这个方向走,这些大学的古典学系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如果我们朝这个方向迈进,应该大有可为,因为大部分人还没有觉醒过来,只是在国学的热潮中炒冷饭。
朱汉民:我为什么想到要把国学当成中国的古典学呢?西方古典学的研究方式和内容基本上就是研究古希腊、罗马依存的文献,跟我们现在研究以古汉语为载体的历史文献诸如经、史、子、集等非常接近。但另一方面又有差别。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古印度文明都曾中断了,它们都只是作为一种历史存在而被研究。而中国的古典从来没有中断,是延续的。由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影响,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自身的生命线没有断。只是作为一种学术,中国的古典学科分化到了文、史、哲等各个学科中去了。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回到中国古典学的历史的、整体的原生态。
经学是中国古典学的核心。姜广辉先生对经学的研究很有成就,那么接下来请他谈谈。
姜广辉:朱院长提出,可以把“国学”理解为“中国古典学”,从这个视角重新讨论国学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定位问题。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
西方很多现代著名的大学都有古典学系,古典学甚至成为他们的招牌学科与专业。马克思本人当年也是修的古典学。而我们的大学却没有这样的古典学系。我们把古典学的内容分割成了哲学、历史、文学等专业。现在我们提出中国古典学,但学界对古典学的理解也有很大差异,有的把中国古典学理解为中国的上古史,或者上古学术史,下限到秦汉时期。其实,在西方称之为千年黑暗的中世纪时代,中国的古典学也一直在延续,一直延续到清末。这个延续一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培养了无数的人才;但另一方面也带来较大的副作用,特别在清中期以后,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人们把这个副作用看得非常重,以致现在很多人反对国学。我个人觉得,要定义中国古典学,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古罗马时代相对应,截止在汉代。中国的古典学一直到清代都是一脉相承的。
最近学者在报纸、网络发表了很多文章,讨论关于中国古典学建构的问题。人民大学又走在前面,设立了比较古典学专业的实验班。这里就有个问题,中西比较古典学已经包含了国学,但又设立了国学院,这就有重叠和冲突。那么国学院还要不要呢?
很多人认为“国学”应该包括“今学”,指责搞国学的人基本上把国学定义为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经史子集之学,没有包括“今学”。国学如果真的包括今学,那概念可能更混乱了。还有,他们觉得“国学”这个词含有感情因素。有篇文章提到,“国学是有感情因素的概念,因此也就由感情高扬而导致非科学理性。”我对这个意见甚不以为然。有感情因素并不是什么坏事。
朱汉民:西方讲古典学也有感情因素。
姜广辉:是啊。我们经常说的一些带“国”字的词汇也都有感情因素,比如祖国、国旗、国歌等,难道因为“有感情因素”就一定会“导致非科学理性”,就要把这些词汇废掉?我们承认“今学”对于国家独立和富强起了很大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权且用这个“今学”概念),但不能因为“今学”有这么大的作用就认为可以完全取代古典学。古典学仍旧有它的意义在。这个意义在哪里?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方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是一种辉煌灿烂的文化,一种在四大文明古国里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传统文化里面有没有寄托中华民族的价值和感情的文化内涵呢?答案是肯定的。我最近看程颐的文集,他有一段话大意是说:你要自己有家,别人的家再好,你也不会舍弃自己的家而跑到别人的家里去。有些儒者之所以跑到异教中去,是因为自己没有体认到儒学之道。我觉得程颐的话说得很好。有的学者写书,说孔子是“丧家狗”。其实我们想一想,到底是孔子是“丧家狗”,还是我们自己是“丧家狗”?没有精神家园,这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对当今教育改革的反思提供一些思路。刚刚过世不久的钱学森教授在病床上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多次去看望他。钱老向温总理多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来杰出的人才?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反省的。
我们回顾历史,唐、宋、明、清几个大朝代,差不多都有三百左右年的历史,所出的一流名人的数量大致与各个朝代的存在年数相当,检点各朝的历史人物,总能检点出二三百位的著名学者和文人,他们都有传世的著作。而且每个朝代都有非常著名的“超级”大师。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就培育不出可以与之媲美的杰出人物出来?在我看来,这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肢解有很大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被肢解成哲学、文学、历史等等。这就像瞎子摸象,每个人都只接触到它的一部分,而不知其全貌,没有得到传统文化的全部的营养,所以要成就大师级的人物就很难。而且现在的趋势,从全国的许多文科的教学和科研机构看,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样的教育体系应不应该反省,应不应该改革?
现在高校重新考虑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意义非常重大。关于学科的名称,究竟叫什么好,我认为“国学”还叫“国学”,后面可以加个括号,即“中国古典学”。或者,将“中国古典学”简称为“国学”。用“中国古典学”来界定“国学”。没有必要因为提倡中国古典学而废掉“国学”的称谓。至于“国学”或者“中国古典学”应不应该设一级学科?我认为非常应该。但为了慎重起见,可以在某些院校先试行。
朱汉民:林先生和姜先生都赞成“中国古典学”这个概念。其实中国古典学也是借鉴了西方古典学的用语。接下来请李老师来谈谈。
李清良:西方古典学的兴起比较早,从希腊化时期就已开始,经过文艺复兴之后更加兴盛。发展到后来,它跟中国的经学有非常类似的问题,也有考据和义理之争。有注重文献、校勘、注释的的,也有注重发挥义理的,认为如果不管义理,那就跟现实生活脱节了。尼采24岁就成了古典学专业的教授,他就是主张义理的。与当时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注重考据的古典学家维拉莫维兹(wilamowitz)发生了争论并且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古典学的传统,就是既重视对古典文献的研究、注释、校勘,也非常强调其中的义理并且据此来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所以德国思想非常发达,这与他们非常重视古典研究是密切相关的。
古典学的研究在西方从未间断过,因此他们的思考总是有基础,有根本。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举几个例子。哲学诠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他是海德格尔的学生。海德格尔对古希腊的解释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承认;伽达默尔则专门花费了时间从事古典学的研究,后来通过了国家考试,成为了一位古典学专家,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专家,非常厉害,得到了古典学圈内的承认。他在古典学的基础之上提出他的哲学诠释学,与古希腊智慧联系起来,尤其是与经过他重新诠释的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柏拉图的对话辩证法联系起来,他的基本观点就基本上能够为学术界所接受。这是因为他本人就是西方古典学专家。
此外,最近几年我们开始注意到法国著名哲学家列文纳斯。他是法国人,曾经在德国跟随胡塞尔、海德格尔学习过。他是把德国的现象学介绍到法国的第一人。但他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讲出了另外一套理论,即“为他者”“爱他者”的哲学,并且提出不是存在论而是伦理学才是第一哲学。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并且是犹太民族的经典《塔木德》的研究专家。几十年来他担任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不仅在学校中推行犹太经典的教育,而且在研究《塔木德》的学术圈子中差不多每年开年会都要提交论文。举这些例子,都是为了说明,哲学思想的创造性,与古典学的研究是分不开的。
具体来讲,古典学对现代社会的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经典凝聚着一个民族的各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并且是经过历史的淘汰与锤炼的经验与教训。如果我们围绕着古典学来继承和发展,就使得每个人都不是凭着个人的私智小慧,而是依赖整个民族的历史经验和集体智慧来思考、决策和行动。
第二个方面,古典经典是对整个民族智慧的积累、参与和反思的一个公共平台和公共空间,也可以说是精神家园,因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它把大家的思考尤其是把历代的思考和智慧都汇聚到这个中心点上来,从而可以使一个民族的思想发展有始有终,有线索可寻。最重要的是学有传承,思有传承。我一直在反思,西方哲学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创造力?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一直有传承。一有传承,整个民族的文化就不是凭借个人智慧,而是凭借一个庞大的公共空间和全民的集体智慧来发展。现当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的传承味道不浓,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以经典为主轴来形成和发展我们的思想。用孟子的话来说,一个民族的学术发展,如果有传承、有这个公共空间的,就是“有本者”,就能够“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而如果没有以经典为根本的,就像七八月的雨水是突然来也突然去的,虽然在下雨时“沟浍皆盈”,但“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没有传承,就什么都是零散的,片断的,不能深入,也没有什么力量,不能发挥什么用。
第三个方面,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还在于它是永远不可能被完全占有的思想源泉与典范。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时代,敢说自己完全理解了经典,发挥了经典的全部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经典可以说是一个“绝对的他者”。经典不仅是我们思想的基础,它还可以映衬出我们的相对性和有限性,从而使我们总是能够不断发展。
这三个方面中,前二个方面是使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得以强大亦即“可大”,后一个方面则是使这种创造力得以持续不断亦即“可久”,三者合一,就是使民族文化的创造力“可大”“可久”。其实不仅是对于整个民族、国家而言是这样的,对于个人而言,同样如此。把中国古典学作为一级学科来建设,确实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朱汉民:确实如李老师所言,“国学”或者古典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整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促进我们不断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下面请吴教授谈谈。
吴仰湘:“国学”一词,原指我国古代由朝廷设立并直接管理的高等教育机构。到了晚清,由于西学潮涌而入,加上欧化论日盛一日,不断有人从新的意义上来使用“国学”,用来泛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思想乃至价值体系。民国以来,这种被赋予新义的“国学”名词,迅速在全社会流行起来,但是其间并没有经过科学的界定。习俗相传的“国学”,有时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思想(整体或局部),有时又指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思想开展研究的学问。这样的概念相当含混、游移。有鉴于此,当要表示后一种义蕴的“国学”时,只好改用“国学研究”或“国故整理”。今天继续使用“国学”这一概念,与当今的学术文化与教育体制更是不相适应。事实上,“国学”这个名词,民国时期就曾经引起过很大的争议,当代也不断受到质疑。前段时间因为申报“国学”一级学科,更是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正是因为“国学”一词过于模糊、陈旧,有人提出了“大国学”、“新国学”的说法。然而,这些新的概念比“国学”更为宽泛、含混,不易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似乎更难以纳入现行的学科体系之中。
1923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所演讲时,提出可以开展“古典考释学”的工作,即“将所有重要古典,都重新审定一番,解释一番”。近些年来,国内也有学者借鉴西方的“古典学”概念,提出“中国古典学”一词,将它界定为研究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的学问,并主张将“中国古典学”作为“国学”的一个分支。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借助梁启超等前代学者的提示,借鉴西方“古典学”的界定方法,把研究以古汉语为工具记录的文献的学问称为“中国古典学”。当然,这只是一个粗浅的想法,如何完成“中国古典学”的正名与定位,并且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备的学科体系,还需要作大量严谨、详细的论证工作。
朱汉民:我们今天在岳麓书院探讨这个话题,其实也有特别的意义。书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千多年前就开始在研究、传授中国传统学术。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研究传统文化和学术,可以说是对岳麓书院一千多年学术传统的承传。
邓洪波:国学在现阶段是不是(或可不可以成为)一级学科,这是一个争议很多的问题。可以回顾一下,过去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受到冲击之后,是怎样一步步退出正规教育的学科体系的。1903年和1912年是两个节点。我们传统是讲究博通之学,四部之下没有具体的学科分类。晚清从书院到学堂,新的学科体系基本上是按西方的标准来建立的。当初张百熙的设计中,就没有经学的位置。但张之洞对此特别反对,第二年的癸卯学制中第一个学科就是经学,这是张之洞坚持的结果。最后实行的新学堂都有经学的地位。按照西方的学科体系,把四部之学拆分为若干部分,一一对应西方的学科如文史哲等,唯独经学成了孤家寡人,无处可去。张之洞就干脆单独为经学设立了一门学科。这种设计在1903-1911年间尚还一直得到实行,可是在蔡元培当教育总长的时候就全部撤销了,经学科目完全废弃,经学从此就无家可归四处游荡了。此后的历史不断对传统学术进行打压,一直在批判中国文化,连孔孟都被打倒,到“文革”时登峰造极。传统学术中最精华的东西失去了。我们现行的学科体系和学术分科,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设置,全是按西方的一套来设计的。在这样的学科体制之下,经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始终没有挂靠的地方。还有史部也不能说全部进入了历史学。比如史部中的目录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不只是是翻翻书本的工具,而是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一门学问,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学问的把握。但是我们现在的目录学,已经分到图书馆了,完全变成了一种工具了,本身所固有的最核心、最高的学术价值却丢失了。现在的新书出来两个月就上网了,可以查目录了,而大量的古籍却都没有上网,还要去靠卡片去找书。这也可见我们传统的东西难以进入现代的学科体系。现在很多人在争论国学是不是一级学科、二级学科;能不能做为一级学科等问题。其实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所有思考的原点完全是西方的学术体系。所以百多年我们传统中最核心的东西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有些即使找到了归宿,但也变了样。
我们提出来中国古典学就是国学,并且列入教育的学科体系中。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既然国学是承载着感情的,挨打的时候,当时的学部并没有反对,民国时候无论是北洋还是南京政府都没有反对;反而是今天我们的民族开始伟大复兴,找回自信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让它找到一个归宿,成为一门学科呢?我觉得国学理所当然地可以列为一级学科。可以跟其他学科“中西并行”,没有矛盾。
最后,从书院的角度来讲,书院改制之前,长期以来都是讲授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这是当然的事情。晚明的时候就有西学的传入,但此时的西学都可以纳入到中国固有的学科体系中,比如传教士带过来的几何学就归入到算学中。同光以后,西学大量输入,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就统摄不了了。这也是百年来的一个现状,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就岳麓书院来讲,同光之后,特别是“中兴”以后,岳麓书院的学生曾国藩等人打下太平天国之后,大清中兴了,书院等文化机构也开始“复兴”,都把经史作为根柢之学在书院教授。在书院课程的设计中(包括张之洞和岳麓书院的王先谦),虽然对西学大多都有过试验,都有翻译、数学等内容,但是经和史从来都是根柢,是不动摇的。如果我们把国学界定为中国古典学,使之以一级学科进入到我们的学科体系中,然后参照传统中国一千多年中书院的课程设置,借鉴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再来设计一些二级学科,我认为完全是可以的。
朱汉民:今天这场讨论特别有意义。国学本身确实从近代以来就一直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既然如此,是否可以用一个符合现代学术规范而且有利于中外交流、沟通的概念来重新界定它呢?我们今天至少形成了这样一个比较接近的意见:国学可以用中国古典学这样一个具有学理性更为清晰、并且能在中外学术交流中通用的概念来重新界定。这样一来,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思路、它的内涵外延都清晰的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当然要借鉴西方古典学的概念体系和学术范式。这个学科在西方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基本上成熟了,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以它为依据中国古典学才具有合法性。我们更需要挖掘中国传统学术自身,从中寻找中国古典学的学理脉络。
刚才很多老师提出,中国古典学的建立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探索解决。我认为,我们应该可以在一些著名的大学,对如何建立中国古典学开展讨论,做一些学术上的专题思考和研究,同时办一些试验班。我们岳麓书院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同仁们应该一起努力,来建立作为我们民族精神家园的中国古典学。
(录音整理:戴金波、邓梦军)
（原载《光明日报》2010年10月20日“国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