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在清史中究竟占有什么地位
□湘军的湖湘文化意义在哪里
□湘军的湖湘文化根源是什么
记者：朱教授，您好。近些年来，“湘军”这两个字，一直叫得很响，如“电视湘军”、“出版湘军”、“体育湘军”、“文学湘军”、“戏剧湘军”等，我们一直盼望有机会能够作一次关于湘军与湖湘文化的访谈，因为许多读者对此甚感兴趣。最近终于有了一个由头，听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已经正式通过评审，国家重大科研项目——800多万字规模的《湘军史料丛刊》已立项，您主持、参与了这个重大项目，我们这次不妨围绕湘军的项目来谈谈湘军及湖湘文化。先请您介绍一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为湘军立项的重大意义。
朱汉民：清史纂修工程是由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立项的国家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湘军史料丛刊》成功纳入到清史纂修的基础工程项目，确是我省学术界的一个重大事情。这个项目的完成，不仅能够为纂修《清史》提供有重要价值的文献史料，为抢救国家珍贵历史文献做出重要的贡献，同时也是我省深入开展湖湘文化研究的一项重大学术工程，有利于带动我省湖湘文化研究领域的深入发展。这个重大国家项目是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科研人员为主体，同时联合湖南省社科院等学术研究机构的人员共同承担的攻关课题，应该说是我省社科界的一件大事。
记者：湘军兴起于咸丰三年（1853年），到同治三年（1864年）为避免“功高震主”之嫌，曾国藩即开始裁撤湘军。后来，左宗棠率湘军收复新疆，再后一点，甲午战争期间，还有湘军将领及其后裔出关作战，真正算时间，湘军的历史并不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以800万字约十七卷的篇幅将《湘军史料丛刊》正式纳入清史工程，可见国家清史编纂委对这个项目的重视。我想了解一下，湘军在清史中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呢？
朱汉民：湘军从开始组建到发展壮大，再到逐渐衰落瓦解，正是清皇朝从开始衰落到最终消亡的所谓晚清时期，可以说，湘军的历史和整个晚清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湘军本来只是一支地方的团练，但是，正是这样一支初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地方武装，却做出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并且非常广泛而深入地涉及到晚清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中国近代史各个领域中均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在政治上，湘军导致了晚清政局的重大变化，它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不仅挽救了即将崩溃的清皇朝，而且还导致满汉政治集团权力结构的变化，并对晚清“同治中兴”以及收复新疆以保卫中华领土完整等方面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在军事上，湘军对晚清军事制度的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湘军军制在一段时期内占据清代军事制度的核心地位，并且成为传统兵制过渡到近代兵制的中介。在经济上，湘军领袖因积极推动近代化的洋务运动，进而使得民族工商业得以起步发展，为中国近代化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文化上，湘军领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者、捍卫者，又是近代文化的倡导者、引进者，湘军及其文化理念成为晚清文化转型过程中一种重要的过渡性文化形态。
记者：尽管湘军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很重大的成就和意义，您仍多次谈到要从文化的角度深入思考湘军，您为什么总是谈到湘军的文化意义呢？
朱汉民：我一直认为，湘军和清代其他军队如八旗、绿营、淮军乃至新军相比较的最大特色不在于军制，而在于文化。从湘军的“选士人，领山农”的人员构成，到湘军“卫道”的建军宗旨；从湘军的治军训军的原则和方法，到湘军将领指挥作战的军事思想，无不深深地体现出一种文化理念的全面渗透，使得湘军成为一支真正具有文化统摄力的军队，并且能够和清廷的国家军队及近代军阀的武装力量区别开来。湘军的文化品格早就受到人们的关注。《清史稿》在评价曾国藩时说“国藩事功，本于学问”，曾国藩事功的全部根基在湘军，而湘军的灵魂则在于他那渗透中国文化理念的“学问”。所以，湘军建军过程中出现的“选士人，领山农”，就是一个将文化理念统率军队及战事的过程。而且说到底，统领湘军的是一大批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所谓“儒将”，正是他们将自己所学习、领悟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运用到治军打仗中去，从而使湘军获得了一种文化的品格、思想的灵魂。
记者：古代湖南人才稀少。近代湖南人才兴盛，这与湘军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有学者甚至这样认为，湘军每攻下一座城池，每打一个胜仗，大量的金银珠宝便成船运往三湘四水。人们用这些钱修祠堂、开书局、办学堂，结果，使文化典籍得以传播，大批人才得以造就，湖湘文化得以光大。正如您所说，湘军是一支渗透着湖湘文化的军事政治力量，它在晚清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么，它在湖湘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历史影响又怎样评价？
朱汉民：湘军与湖湘文化本来就有一种深刻的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悠久历史的湖湘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湘军，使得湘军在建军宗旨、建军原则、官兵构成、训练及作战方略上均体现出湖湘文化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由于湘军在晚清中国、晚清湖南的历史地位与重要影响，故而造成了近百年湖南的人文荟萃、人才辈出，从而反过来又推动了湖湘文化的崛起与发展。湘军对湖湘文化的历史影响与推动作用是巨大的，体现在湖湘文化的各个层面，这里我们仅仅是从一两个角度来谈一谈。首先，从湖湘学术的文化层面来看。湖湘学术传统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将学术与经世结合起来。从宋代的湖湘学派、明末的王船山到清中叶的陶澍、魏源等均有这一学术特色，湘军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学术传统，并且只有他们才真正将学术落实于政治之中，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实现和完成了合内圣与外王为一体的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湘军时期建构的湖湘学风、人生价值深刻地影响着以后一代代湖湘学人，此后的湖湘学人更加坚定了将学术探索与政治功业统一的人生追求，无不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从而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走在历史潮流前列的杰出的政治型知识群体，从洋务运动到维新运动，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代代湖南的学者型政治家在影响和左右着中国的政局。
其次，从湖湘人格层面或“湖南人精神”的特色来考察湘军的影响。湘军成功地将湖湘道学与湖湘性格统一起来，建立起一支“忠义血性”的队伍，并且建立了产生重大影响的千秋功业。这种包含着两个文化层内容的人格精神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湖湘人士，并使得他们在巨大的政治功业中产生了倨傲强悍的心态，故而早在湘军时代就产生了“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之说，以后，这一将湖湘性格的强悍倨傲与湖湘学术的经世治国统一起来的人格精神就成为一代代湖湘人才群体的特质，那些既豪迈又气概的言论总是出自这批湖湘士人之口，所谓“振支那者惟湖南”、“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样一种人格精神被陈独秀称之“湖南人底精神”。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比较充分地表现了这种独具特色的人格精神，并且在当时与后世受到了很高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