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将“狂”与“狷”并举而说明两种气质类型应始于孔子。《论语·子路》记载：“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这段话，十分精要地概括了两种相对立的气质类型，由于它在表达人的气质类型、行为方式方面很有很大的代表性，故而后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后学对狂、狷加以注疏，发挥的言论不计其数。除了上述的中行、狂者、狷者、乡愿四种类型外，人们认为还有一种“狂狷”者。所谓“狂狷”者，就是指那种既有狂者的进取、刚强的一面，又有狷者退守、淡泊的一面，但这又是和理想人格的“中行”者亦不相同的文化人格。一些儒者在评价孔子的学生曾点时，曾肯定他这就是这种“狂狷者”。
湖湘士人在精神意志、心理特质、行事风格方面常常有一种鲜明的特色：就是将进取、豪放、倨傲乃至蔑俗轻规的“狂者”气质，与退守、谦谨、以至淡泊清持的“猖者”气质合为一体，体现出一种既狂且狷的特点。这种独特的狂狷型人格和精神气质亦成为湖湘地域的重要文化景观。
作为一种十分鲜明的地域文化现象，湖湘士人在文化心理、行事风格方面体现出狂狷型的人格类型与精神气质。本文以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三位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为例，探讨湖湘士人这种狂狷型人格的地域特色。
一、以我性情，狂狷是已——王船山的狂狷人格
湖湘士人的狂狷型精神气质可以追溯到屈原、周敦颐，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人生遭遇不同，其气质性格、文化禀赋不同，但是却均具有狂狷型精神气质的一面。从王船山开始，湖湘士人不仅自己具有狂狷型的精神气质，并首先对狂狷型人格作了一些学术上的思考与探讨。所以，我们在这里首先讨论王船山的狂狷型精神气质。
王船山并不把狂者、狷者视为两种对立的行为方式或相反的人格类型，他认为狂狷只是君子在与“流俗”的对立时所持有的一种人生态度，“乡愿”者的取舍是在“流俗”，狂狷者的取舍“必在性情”。他说：“而我以性情谅之，断然与之而无疑也，则狂狷是已。”所以，在王船山看来，狂狷并不是被否定的偏离“中行”的文化人格，而是在实现“中行”过程中的尚未达到“极至”的一种状态。即如他所说：“同此一圣道，而各因其力之所可为而为之，不更求进，便是狂、狷；做得恰好，恰合于天地至诚之道，一实不歉，便是中行。”
王船山从正面意义上充分肯定了狂狷型人格类型的可能性，这对后来湖湘士人形成、拓展狂狷型精神气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湖湘士人形成一种独特的“狂狷”型人格奠定了思想基础。事实上，王船山本人的精神气质、人格特质既不能归结为“狂者”，也不能归结为“狷者”，而是一种“狂狷者”，是一种狂、狷结合的狂狷型人物。
一方面，王船山身上所具有的狂者的精神气质是十分突出的。他既因少负隽才而有倜傥不羁的特点，又因生长于动荡悲苦的明清之际，故而保留着忧时愤世、奋勇抗战的精神气质。在王船山的一生中，无论是奋起抗清、投笔从戎的军事斗争，还是刻苦著书、学术创造的文化活动，他均能表现出一种积极奋斗、不屈不挠、敢想敢做的狂者气象。所以，王船山对“狂者”气质表达出一种由衷的赞赏。张载曾对过于张扬自我的“狂者”提出批评，王船山虽崇拜张载之学，但对此观点的提出异议说：“狂者见我之尊而卑万物，不屑徇物以为功名而自得，乃考其行而不掩，则亦耳目心思之旷达而已。”对狂者气象的赞赏，是王船山一直以来的主张。他认为狂者体现出的“见我之尊”是因为他凸显了自我内在的性情，这个内在性情是“大公之理所凝也”。王船山对狂者的推崇，其实也是对自己实践中透露出来的狂者精神的肯定。他一生历经家破国亡、颠沛流离的人生惨痛，但是仍然坚持奋勇抗争、积极进取，他的自题诗“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暮年所写的《自题墓石》：“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均是他狂者精神的写照。
王船山不仅有狂者的一面，同样还有狷者的一面。他的处世态度、人格特质中，常常又体现出狷者的特质，成为一种独特的狂狷型人格。王船山认识到，积极进取的狂者精神并不能排斥自持而不为的狷者态度，在许多特别的社会状况、道德境遇中，狷者的处世态度、人格特质是必须的。历史上有许多所谓狂者，如魏晋的嵇康、阮籍、明代的王阳明、王畿、李贽等，他们在逞现狂者气象时缺乏狷者态度，从而走向人格的偏执与儒家道德的悖逆，这是王船山所要激烈批判与反对的。王船山肯定狷者“有所不为者，道之所不可为而不为也”，而明中叶以来的王阳明及其后学却是从“狂者”走向对儒家伦理的违背，成而与名教对立的“狂禅”。王船山所向往、追求的人格理想，是将狂者气象与狷者精神融为一体的，其中既有“潇洒安康”、“风光月霁”，“踞豪杰地”的狂者气象，又有事亲交友、修养和义的狷者风格。这正是一种“狂狷”的人格理想。
可见，王船山的人格类型是一种狂狷型。这种狂狷型人格不同于狂者，当其逞现狂者精神一面时又时时不忘“有所不为”的狷者气质；但他又不同于狷者，当其表达狷者气质时又有积极进取的追求。同样，这种狂狷型人格亦不等于“恰合于天地至诚之道”的“中行”人格，而狂狷型人格与行为的是追求“中行”的过程，是“狂”与“狷”的融通与转化，故而总是体现出狂中见狷、狷中有狂的难分难解。譬如，最能体现王船山狂者精神的是在明朝面临灭亡的民族危机时，他大声呼唤并身心实践豪杰精神，并挺身而出，毅然投身抗清复明的严峻政治斗争、军事抗争的第一线。他在各种艰难困苦、残酷卓绝的困局中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敢作敢为的狂者精神，他的诸多作品也表达了这种狂者的追求，这里录其参与南明政权时所作《放杜少陵文文山作七歌》中的两首：“我生万历四七秋，显皇膏雨方寸留。圣孙龙翔翔桂海，力与天吴争横流。峒烟蛮雨困龙气，我欲从之道阻修。呜呼一歌兮向南哭，草中求活如蝟缩。”王船山在这些诗歌作品中，表现出他在面对家亡国破的严酷现实中仍然积极进取的狂者精神。但是，王船山的狂者精神又渗透着狷者气质。当他发现永历政权内部腐化，是不值得扶持的政治力量时，他又毅然离去。以后，南明政权派人请他出山，他辞退并作《章灵赋》及注，鲜明地表露其狷者的心志。在这件作品中，他一方面表达了自己“不随众狂”的心态，他说：“唯余一意事主，不随众狂。”另一方面，他亦表达出对“无为”的肯定，他说：“二子（老子、嵇康）以玄为尚，然且在老，则以无为用，并非用而废之，以咨滑乱。在嵇则非汤武之征诛，而不徇司马。况秉礼教于邹里阙党者，其得弗择地善行，而徒取进趋乎？”在这里，他表达了鲜明的“有所不为”的狷者态度。可见，在投身抗清复明的政治斗争中，他是狂者精神中透露出狷者心态。
同样，王船山的狷者言行中，又表达出狂者精神。王船山在抗清复明无望后，归隐故乡衡阳，开始从事教育学术活动。相对于中年时期立志抗清复明的积极进取、敢做敢为而言，隐居故乡传授知识、著书立说是一种有所不为的狷者人生态度。事实上，他在《章灵赋》注的结束时，已经鲜明地表达了这种狷者的人生选择，他说：“既已觉其不可讬，是以逗留而不往，则将使我终不得遂西归之志者，斯几先之觉也。使茫然未觉，则往而不叶，归于一死而已，岂不愈于邻虎而狎能哉，故曰悔也。”王船山所选择的“西归之志”就是要放弃“徒取进趋”的狂者态度，归隐衡阳老家，闭门读书。他在隐居时写了大量诗稿，也表达了他那时所具有的狷者的心态，他的《遣怀》诗写道：“人间口耳聪无权，对影忘言且问天。刘宋科名原荏苒，苏张车马自喧阗。水沉香篆青烟细，海雾空轮赤日悬。匣有宝刀随老病，无劳堇土淬龙渊。”王船山“匣有宝刀随老病，无劳堇土淬龙渊”所反映的正是一种“有所不为”的狷者状态。但是王船山虽不能挥刀战场以遂狂者之志，却又在学术文化的战场表达其不掩的狂者气象，他在《观生居堂联》中写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王船山在面对汉宋以来无数大家鸿儒，却敢于立下这等志向、发下这等宏愿，这又是何等的狂者精神！可见，王船山的狷者心态中，又保留着浓烈的狂者精神。
其实，王船山的狂狷型思想及精神气质，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在湖湘士人中这是一个比较显著的文化现象。正像王船山的学术思想上承两宋以来的湖湘学统，下启晚清以来的近代湘学一样，他们狂狷型精神气质亦是上承湖湘传统，更对晚清以来湖湘士人的人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进取强矫，性狂气狷——曾国藩的狂狷人格
湘军是“士人领山农”而建立的具有地域色彩的军队，特别是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湘军的将领均是士大夫、士绅构成，这些饱读儒家诗书的读书人能够带兵打仗，在烽火的战场上奋勇厮杀，亦表现出他们的狂狷型的精神气质。因此，晚清湖湘士人的狂狷气质，是一个比较瞩目的区域文化现象。
湘军的核心人物曾国藩，是一位精神气质十分鲜明的狂狷型人物。曾国藩是一个纯粹文人出身的士大夫，他的人生道路本来是儒家士大夫的通常模式，即由学校读书到科举考试，历经秀才、举人、进士的门槛后，授以官职。就在曾国藩的仕途一路顺风时，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而曾国藩则意外步入了一场统领湘军、带兵打仗的人生道路，最终被人冠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事业之人。曾国藩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他那种狂狷型的精神气质。曾国藩的文化性格十分复杂，许多相反的性格气质在他身上均有鲜明的体现，这是主要讨论他的狂狷型人格。
首先看其狷者人格特质的一面。在曾国藩身边的同僚、同学等人看来，以及后来的人们评价来看，曾国藩无疑表现出儒家传统认可的“狷者”形象，湘军将领郭嵩焘在其日记中写道：
尽古今人才，只有狂狷两途。曾文正公（国藩），狷者类也。吾辈守之，仕不必求进，禄不必求丰，苟得行其志焉斯可矣。万钟之禄，不以为泰；不得行其志而退，终身泊然。其有不足，舌耕笔耨，取给一身而无所歉。
郭嵩焘认为曾国藩是狷者型人格，有着非常鲜明的“狷者”特质。郭嵩焘的说法确有一定道理。对于儒家士大夫来说，所谓狷者总是体现出性情淡泊、言语谦谨、举止收敛、有所不为的一系列特征，郭嵩焘所说的“狷者”正是如此。尽管曾国藩位高权重，但是人们会发现他时时刻刻保持着对言语过高、行为无羁、胆大妄为的狂傲者的不满，并且处处表现出对性情平和、谦谨收敛、恬淡无为的狷者的欣赏。在曾国藩获得位高权重的地位后，他对狂傲之气更是表现出特别的警惕，他反复告诫家人：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
今吾谨述此语告诫两弟，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
曾国藩对傲人凌物的狂者之态十分警惕，同时亦坚决反对说大话、务虚名的狂态，他总是反复对亲人、下属提出“实”的要求：“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曾国藩以此“实”要求自己、亲人、僚属，充分体现出他对狂傲的警诫，这正是一种狷者的人生态度。事实上，曾国藩在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种种人生哲学、人格修炼方面，包括谦谨、敬恕、坚忍、厚道、安详、平实、静一、恬淡等等，均是其狷者人生态度的体现。譬如，谦谨的态度是为了防止狂傲，所以曾国藩提出：“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在曾国藩的人格修炼要求中，谦谨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其狷者人格特质的集中体现，故而龙梦生为《曾文正公学案》作序说：“惟其谦谨也，故尝以事理无尽，不敢以才智自矜。其接物也，则小心翼翼，无一人之敢慢，其赴公也，则兢兢业业，恐一事之或忽。”曾国藩的谦谨习性，是他长期人格修炼的结果。他在研习理学时，就受当时的理学家唐鉴等人内省修身的影响，每天通过日记的形式自我反省。他从日常生活的小事入手，甚至对每一种思想念头均不放过。这种通过日记对自己严格反省的例子在这一时期到处都是。譬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记中记载：“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恃，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复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是以欺世盗名为已矣。谨记于此，使良友皆知吾症根所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 他对自己的一切言行要求是何等的苛刻严厉！这对他狷者人格的形成确是起了很大作用。曾国藩对自己的利欲之心的反省与遏制，并由此走向淡泊、无为的狷者人生态度。他认为“欲求行慊于心，不外‘清、慎、勤’三字”，他解释说：“‘清’字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已。”曾国藩这种“恬淡安泊，无他妄念”的人生态度，正深刻反映出他精神气质中作为“狷者”的一面。
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曾国藩所具有的狂者的人格特质。尽管曾国藩会在公众眼里留下狷者的鲜明形象，但并不能掩饰其狂者的精神气质。我们知道，狂者的精神气质一般会体现其志向高远、意志强横、冲破流俗等各个方面，而曾国藩在这些方面表现出其鲜明的狂者人格特质。龙梦孙在谈到曾国藩的精神气质时，固然肯定了其“谦虚”的狷者气，同时也强调其“强毅”的狂者精神。他说：“惟其强毅也，故困知勉行，力追前哲；特立独行，自拔流俗；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夺其志，真者必信，不信，而不为古人所欺。”应该说，前面所述曾国藩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谦谨、敬恕、淡泊的狷者态度，他之所以严于律已以至达到苛刻的地步，恰恰是因为他具有极高的志向与宏大的抱负。他这样表达自己的志向：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
读书立志，须从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
由于曾国藩所确立的人生目标十分高远，故而常常不可掩饰地表现出一种豪迈、气盛的狂者气象。他十分推崇那种“秉刚直之性”的人格精神，他认为，既然确立了“民胞物与之量”的伟大志向，确立了“内圣外王之业”的雄伟抱负，就必须要有“自立自强”以及刚毅、强横的进取之心和狂者之志去实现。所以，他反复强调：
自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
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
由于曾国藩对“自强”、“明强”的强调，推崇一种“倔强之气”的豪杰精神，并且一生均“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这样，在曾国藩的精神气质中，就具有了志向高远、顽强进取的狂者精神。他率先倡导洋务运动，创办近代军工企业、派出留学生赴美国学习等行为，均表现出他特立独行、自拔流俗的狂者精神。
将曾国藩的狷者气质与狂者精神结合起来看，就可以发现他的狂狷型人格气质。事实上，许多人均看到了曾国藩的狂狷型精神气质的特点，曾国藩也表达了对自己这种狂狷特质的描述。他一方面要求自己、家人、部下养成一种狷者的“谦退”而不为的气质，另一方面又鼓励自己、家人、部下努力拥有狂者的“强矫”与进取精神，那么，这两种精神气质是否有矛盾呢？曾国藩十分善于将狂、狷的形式与内容分别开来，他提出：
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
“进取”、“强矫”是狂者的心理气质的形式特征，而“无为”、“谦退”则是狷者的心理气质的形式特征，如果二者分别而对不同的目标和内容，那么狂、狷的态度就均是合理的。事实上，曾国藩所肯定的狷者气质，主要是针对个人名利而言的，他所提出的谦谨、坚忍、恬谈，以及各种内省修炼，均是要求在个人面对毁誉、得失的名利关头要取狷者态度，而在面对家国大业、人格理想时，则要具有明强、刚毅、独立不惧的狂者精神。
另外，曾国藩的狂狷型人格，亦体现在心理气质的形式方面。一般而言，狂者型的气质特征往往体现为倔强、倨傲、偏激，同时具有外向的特点；而狷者型的气质特征则往往表现为柔弱、谦和、淡泊，同时具有内向的特点，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气质心理及形式特征。我们所说的曾国藩具有狂狷型人格，亦是从其气质类型与心理形式而言的。我们在曾国藩的日记、书信中，屡屡发现他对自己的性格气质有一些论说与评价，包括“天性褊激”、“本性倔强”、“性素倔直”之类的说法，可见，就曾国藩的“本性”或“天性”而言，他更倾向发展出一个狂者气质的类型，那为什么他的同僚和后人大多认为他是一个“狷者”的人格类型呢？这种狷者的人格、形象主要是他后天养成和塑造的。由于曾国藩身处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也由于他深受理学内省文化的熏陶，从而使他学会以狷者的态度去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完成重大的人生事业。曾国藩自己反复讲到自己在面对各种复杂情境时的修身体验，他说：
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静中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乎此二者。
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始知自己本领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强，不免客气用事。近岁思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惜或作或辍，均做不到。
我们看到，曾国藩的气质本属执拗、倔强的狂者类型，但是，由于他能够在复杂、颠沛的政治生活历经磨炼，特别是他掌握了理学的心性修炼、反省内求的修身工夫，故而能够养成克已、畏慎、谦和、平淡的狷者气质。就是说，他在处理同一种事情时，会同时体现出狷者与狂者的双重气质特征。譬如，在同治元年九月，湘军在与太平军激战并处于非常艰难之时，湘军不仅是军事上遭到太平军的猛烈攻击而处危机之中，又因急缺粮饷而士气低落。在这种内外交困之时，江南巡抚沈葆桢竟因本位的考虑而截留了本应给湘军的粮饷，这对湘军而言确是雪上加霜。曾国藩本是一个具有刚倔、强悍气质的人，他很难容忍这件事情，但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狂狷合一的复杂态度：
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亡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曾国藩在极为忿恚时，却通过自我反省而采用了“动心忍性、委曲求全”的态度，这无疑是狷者的精神气质。但是，曾国藩又将这种“动心忍性、委曲求全”视为一种借以“磨砺我之德性”的积极进取机会，这恰恰是倔强、进取的狂者精神的充分表现。曾国藩的这一狂狷气质，特别鲜明地体现在他的“咬牙立志之诀”中：
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
曾国藩奉行“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格言，既是一种“一味忍耐”而“有所不为”的狷者气质，更是一种“咬牙立志”而积极进取的狂者精神！
由上可见，曾国藩的狂狷型精神气质，可以表述为“性狂气狷”型人格，即他总是将人性理念的积极进取与个体气质的忍耐克制结合起来；也可以表述为“外狷内狂”型人格，即在待人处事时体现为谦谨淡泊的狷者气质，而在内心精神世界中却充满积极进取、自强自立的狂者精神。曾国藩这种狂狷型精神气质的形成与湖湘文化有深刻的联系。
三、自然率真、气狂性狷——左宗棠的狂狷人格
湘军儒将幕僚中还有一种人格类型，就是在外面上显得很狂，但他们内心仍有狷者的一面，其实这也是一种狂狷型精神气质。左宗棠就是这种人格特质的典范。
左宗棠在湘军中的地位很高，其性格气质不像曾国藩那样自我克制、文饰，而往往显得更为自然率真、狂傲不屈，故而在当时就被同僚指认为狂者。郭嵩焘说以左宗棠为狂者典型：
左文襄公，狂者类也，知有进取而已，于资材无所校量，日费万金不惜也，而亦不可与居贫，闲居静处，则心不怡而气不舒。
郭嵩焘对左宗棠的狂者气质作了很准确的描述，左本人确是那种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敢作敢为、不甘闲静的狂者。左宗棠虽像曾国藩一样出身耕读之家，但其科举之路却远不及曾国藩，他考试举人已经历经波折，而考试进士更是三次会试均未能中。这虽然是他人生的遗憾，但并没有影响他狂傲的气质。左宗棠在读书期间就表现出远大的经世志向与积极的进取精神，他在道光十六年所作的一幅联语写道：“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实际上，左宗棠的远大志向与进取精神一直伴他终身，并一直激励着他刻苦学习、驰骋疆场、经邦济世，同时也不断地培养和激发出他的奋斗精神、狂傲气质。在湘军将领中，他的狂傲气质一直为人们所熟悉。譬如，他一身以诸葛亮自居，自称“老亮”，甚至还声称“今亮或胜于古亮”。他在与同僚的交往中，向来不掩饰自己的狂傲。他自夸自己的文才时说：“当今善章奏者三人（左宗棠、曾国藩、胡林翼），我第一！”这种傲慢、自信与他的强悍意志、进取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一直是以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坚定强悍的血性意志从事经邦济世的大业。在他六十花甲的高龄，还主动请缨收复新疆，并要部下抬一口棺材出征，以表其一决死战的决心。中法战争爆发后，他又请赴抗法前线，尽管这时他早已是年老体衰，但其强悍意志丝毫没有减弱。据翁同龢记载左宗棠与他辞行时情形：“左侯来辞行，坐良久，意极倦倦，极言辅导圣德为第一事。默自循省，愧汗沾衣也。其言衷于理而气特壮。”这充分表达了他只要一息尚存、也要拼死捍卫祖国的决心。
左宗棠固然是狂者之气特壮，但亦兼有狷者之气，后者往往为人们所忽略。正像曾国藩本来也是狂者之气质，但因受理学的内省之学的影响而渐养成狷者之气一样，左宗棠从青少年求学时代开始，从理学修身工夫中还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狂傲之气有须克服的不足。左宗棠终身服膺程朱理学，坚持将理学理念与自我修身结合起来。在道光十九年会试失败后居长沙时，他注意到如何用理学工夫克服自身的“气质粗驳”的缺点，他在给贺蔗龙先生的信中说：
宗棠自维气质粗驳，动逾闲则。年来颇思力为克治， 冀少变化其旧。然而消融不尽，乖戾时形。即或稍有觉察，旋自宽假，病根蟠固愈深，随处辄见。寻思致此之由，觉先儒“涵养须用敬”五字，真是对症之药。现已深自刻励，严为课程，先从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
左宗棠一直以儒家的自我修炼方法去克服自己的“气质粗驳”的毛病，他“每于容貌词气之间，兢兢致谨”，通过戒慎以及寡言、养静的工夫，以养成狷者气质。左宗棠通过刻苦磨砺，其气质发生了许多变化。他中年以后，常常对年轻人的狂傲提出批评。他曾经很担心儿子左孝威也染上自已的狂傲的毛病，对儿子反复批评那种“举止轻脱，疏放自喜，更事日浅，偏好纵言旷论”的自大与轻薄。他以自己通过修身以克服倨傲的体验以告诫儿子：
吾少时亦曾犯此，中年稍稍读书，又得师友箴规之益，乃少自损抑。每一念及从前倨傲之态、诞妄之谈，时觉惭赧。
由此可见，左宗棠经过长期修炼而克服从前的“倨傲之态、诞妄之谈”的狂者气质并终能具有“兢兢致谨”的狷态。
左宗棠的精神气质既有狂者底色，又具狷者特质，故而与曾国藩一样，是一种狂狷型人格。但是，如果将曾、左做一比较，亦会发现，曾国藩对自己的粗驳气质更为严厉与苛刻，从他通过日记日日严格自我反省、经常痛责自己为“禽兽”就可以看出。这样，从外表看来，曾国藩更显得象一个谦谨、守拙的狷者；而左宗棠的戒慎、居敬工夫远不及曾氏的苛刻和严厉，故而其倨傲、诞妄的狂者气质不时显露出来。这样，曾国藩在把握狂与狷、刚与柔的关系时，一直坚持“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但为了克服自己狂、刚的一面，反而更为强调狷、柔，这就是曾国藩常常被认为是狷者的原因。左宗棠同样是主张狂狷、刚柔应该统一，但是他仍明确地表达自己对狂、刚的偏好，如他在《与癸叟侄》中说：“尔气质颇近于温良，此可爱也，然丈夫事业非刚莫济。所谓刚者，非气矜之谓、色厉之谓，任人听不能任，为人所不能为，忍人所不能忍。……以柔德而成者，吾见罕矣，盍勉诸！”因此，左宗棠常常并不掩饰、克制自己狂傲、刚强的一面，故而留下了狂者的形象。
四、文化基因组合——湖湘士人狂狷型人格的形成
这里仅仅是例举湘军将帅中的曾国藩、左宗棠两人，其实，如果细究湘军的儒将胡林翼、彭玉麟、刘长佑、王闿运诸人，其精神气质无不是狂狷型。虽然他们的天然气质、德性修养略有差异，像曾、左一样各有偏重，但作为一种狂狷型的基本类型却是一样的。这种狂狷型人格其实也是湖湘地域的一种比较的文化现象，从谭嗣同、唐才常到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我们均可体会到这种狂狷型人格的独特魅力。毛泽东曾经说自己既有“虎气”，又有“猴气”，其实正是狂狷型气质的另一种表述。
狂、狷所表达的是一种精神气质或文化人格的类型。心理学气质类型是由个体生理机能所决定的，是建立在人的先天生理基础之上的；而精神气质、文化人格则强调个体所受后天文化环境的决定性作用，是建立在人的后天文化基础之上。所以，狂、狷人格又可以看作是生理与文化相结合的精神气质、人格类型。当孔子将人分为中行、狂、狷、乡愿四种类型时，就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即这四种气质不是纯生理或心理意义上的，而是与道、德、仁、礼的价值理念、社会规范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后来的儒家学者在理解、注释这一段话时，也总是从道德与文化的视角来理解这种气质类型，“狂者”、“狷者”就成为一种文化人格意义上的精神气质类型。
由于“精神气质”是包括文化（道德、审美等）与生理两个层面，而湖湘士人狂狷型人格的形成，亦是体现为两个层面的来源。一方面与湖湘地域的血缘、地缘所决定、影响的生理—心理遗传有关，苗蛮、楚蛮的气质是湖湘士人形成其狂狷人格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亦与湖湘地域的文化传统，包括道德、教育、审美文化对精神人格的塑造有关，中原的儒家文化是湖湘士人形成其狂狷人格的文化条件。如果我们深一层考察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均可以发现其内在组合上的一些特点，就是他们的内在人格、精神气质中，往往具有一种两极现象，就是将两种十分不同、甚至是十分对立的心理的、精神的文化现象融为一体。譬如，人的道德理念与自然血气在内心世界总是十分对立的，根据儒家的修身理论，一切士君子的修身过程与目标就是要用道德理念去压抑、克制自然血气。但是许多杰出的湖湘士人却能够将其德性修养与血气拓展统一起来，成就为一种“拙诚”、“明强”、“忠义血性”的精神气质。“狂”与“狷”亦是十分对立的人格与气质，但湖湘士人中偏偏产生较多的“狂狷型”精神气质，既有狂者精神，又有狷者特质，表现为一种既狂又狷的独特人格。其实，湖湘士人的这种相反相成的精神气质特征还表现在许多方面。这就使得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呈现出一种多姿的风貌和多彩的景象，尤其是在动荡的政治变局和痛苦的历史转型，更是将这种相反相成的精神气质特质来表现得淋漓尽致。
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就是一种多重文化基因的组合，即心理文化与精神文化、民俗文化与士人文化、楚蛮文化与中原文化等多重文化的组合。这些不同文化基因组合的直接结果，就是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呈现出狂傲与狷守、虎气与猴气等不同文化人格合于一身，体现出一种两极性文化特质既相反又相成的奇特文化景观和精神气质。湖湘士人在精神气质、文化人格方面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狂狷型人格特质者比较多，而且表现突出。一方面，这些湖湘士人往往具有狂者的气质，他们似乎继承了“南蛮”、“楚狂”的秉赋，有着敢想敢做的狂者气质，能够积极进取，并敢于挑战各种权威和流俗；但是另一方面，湖湘士人往往亦兼有狷者气质，他们的人生道路、意志心理方面又包含着退守无为、淡泊自持的一面，具有明显的狷者特质。湖湘士人的狂狷型精神气质，既体现在那些功盖天下、统领三军的封疆大吏那里，也同样体现在那些隐身山林、读书治学的布衣学者身上。所以说，狂狷型精神气质的士人大量出现在三湘之地，也是一个突出的地域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