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有各种各样的读法。对于我而言，读法有两种：一是以书为中心，一是以我为中心。前者往往是学习性质的泛读，后者则是自己在研究过程中就遇到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目的性的阅读。
最近，我后一种的阅读比较多，这与我近来正在做的湖湘地域文化的课题研究有关。这个课题很大，涉及地方文化传统的方方面面。我正在思考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湖湘士人精神气质的同质性十分明显？这是否与地域性人格典范的历史传承有关？湖湘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出了很多杰出的士人群体（即知识分子群体），虽然他们的思想观念差别很大，如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黄兴、蔡锷、毛泽东等的政治观念差别很大，但他们却有着非常相似的精神气质。因此，我试图探讨这个问题。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我希望在他们中间能够找到一种相关联的地方，从而来体现典型人格或精神气质上的传承性问题。所以，最近在读这些湖南人的文集、日记、笔记等，阅读过程中，我发现有些材料能够帮助我解决正在思考的问题。
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王船山。我最近读了王船山的《楚辞通释》，感觉他对屈原的看法和前人很不一样，他似乎是屈原的隔代知己。西汉以来，尽管历代士大夫肯定屈原的“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但也对屈原的性格气质及其相关的行为多有批评，譬如说他恃才傲物、露才扬己的处世态度激发了他与群臣的矛盾；说他不断抱怨君主而违背了做臣子的道德准则；说他采用投江自尽的行为与儒家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准则相违背。从地域人格的角度来读王船山的《楚辞通释》，感觉王船山对屈原的解读与他们相同的地域文化背景、精神气质有关。他更能够学习、理解屈原的人格精神，“希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是由于他们的精神气质具有同构性。王国维认为屈原的特点是“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王船山也是“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这也是湖湘士人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南方人，具有南蛮气质，但是又学了北学（中原之学），受到儒家伦理文化的熏陶。王船山注释《楚辞》就是具有“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的相同角度。屈原那些具有楚蛮文化特质的孤傲、执拗、怨愤等性格气质，比较容易受到中原士大夫的批评指责，王船山作为第一个作《楚辞通释》的湖湘学者，能对屈原“任性孤行”的南方气质、楚蛮性情作出与历史上的中原士大夫完全不同的理解与评价。
王船山逝世之后，很多人将他和屈原联系起来，这一方面是因为王船山与屈原有着相同人格原型的先天条件，另一方面还与王船山通过对屈原作品的深刻理解、文化诠释等后天的文化影响有关。从屈原到王船山，时间已经跨越了1900多年，屈原的精神气质能够深入到王船山的心灵深处，还必须具有心灵沟通的渠道，这个渠道就是屈原的楚辞作品。屈原一生的心路历程、情感经历、思想世界，全部凝结在他的诗歌作品中间，屈原通过自己留下的大量楚辞作品，感染、影响、塑造着王船山的精神人格；而王船山则通过阅读、注释屈原的楚辞作品，在重塑屈原的精神人格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的人格精神。王船山的精神人格又影响了曾国藩、左宗棠、魏源、谭嗣同等湖湘士人群体。
另一个是毛泽东。毛泽东晚年很重视自己“伟大导师”这个称号。有学者曾指出，将导师和领袖（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统”和“政统”）集于一身的政治领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很少见，秦汉以来掌握“道统”者与掌握“政统”者总是分离的。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有这种人格理想的自我期许？最近我读了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听课笔记：《讲堂录》（后来编入《毛泽东早期文稿》），感到这可能同样与地域性人格典范的历史传承有关。《讲堂录》中的德育课记录了杨昌济的讲课和毛泽东自己的心得体会。其中，毛泽东记录了王船山的“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这句话。而王船山的这种看法，也影响了后来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谭嗣同、蔡锷、黄兴、蔡和森等一批湖湘士人。他们不仅仅向往这种人格理想，而且一辈子去实践它。
在《讲堂录》另一处，毛泽东把值得自己学习的历史人物分为两种人：即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也即豪杰与圣贤的区分）。毛泽东认为前者如诸葛亮这些有经世才能而能够具有政治影响的人，后者如孔子、孟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这种能够影响文化思想的人。在青年毛泽东看来，曾国藩既是传教之人，又是办事之人，也就是既是圣贤，又是豪杰。在杨昌济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已经将曾国藩作为自己的人格典范。曾国藩的成功，使得既作圣贤又作豪杰成为湖湘士人普遍景仰和学习的人格典范。这种观念对毛泽东年轻时候理想人格的形成以及后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和美国记者斯诺谈及杨昌济对他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的崇敬，使得他自己一生也是都在追求这种境界——既是办事之人，带兵打仗，开创政治功业；又是传教之人，将思想文化传之大众。可见，青年毛泽东很早就立下了将豪杰和圣贤要合为一体的人格理想，并且认定圣贤（“伟大导师”）高于豪杰（伟大领袖），他晚年仍然坚持这一人格理想。
湖湘士人强调要把内圣和外王（即豪杰与圣贤）结合起来，在谭嗣同的文集中也有体现。谭嗣同在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思想之外，又提出穷也能兼济天下。其实，这一思想也有地域思想文化的传统，谭嗣同的这种思想与宋代湖湘学派大师胡宏的观点非常接近。胡宏在《知言》中提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兼善万世”，这种思想强调了圣贤人格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了他们的功业价值与永恒意义，即圣贤人格可以通过从事教育和学术事业来兼善万世，凸显了圣贤兼有并且高于豪杰的人格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