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精神”特质是什么？
□构成“湖南人精神”的文化基因是什么？
□如何解读湖湘士大夫的精神气质？
一种被称之为“湖南人精神”的文化现象一直是历史上受到广泛关注，引发学术界的无尽兴趣和热烈讨论。“湖南人精神”特质是什么？构成这种特质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如何解读湖湘士大夫精神气质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文化现象？在全面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挖掘、弘扬“湖南人精神”的精神特质，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
记者：朱教授，您近来又陆续发表和出版了湖湘文化的系列论著，还主编了5卷本的《湖湘文化通史》。我们注意到，您在最近的文章、讲学中，高度赞扬湖湘文化史上的“湖南人精神”。您能够专门谈谈什么是“湖南人精神”？
朱汉民：其实，所谓的“湖南人精神”，就是湖南的士大夫精神。清末民初杨毓麟曾经称，湖南人有一种“特别独立之根性”，他例举的“湖南人”就是湖湘的士大夫，包括周敦颐、王夫之、魏源、王闿运、郭嵩焘、谭嗣同等人。而最早提出“湖南人精神”的则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他曾写了一篇文章《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他指出：“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陈独秀所说的“湖南人底精神”有两点应该说明：其一，所谓“湖南人”也是指湖南的士大夫群体，即书生型的政治家、军人；其二，他所说的“湖南人精神”是一种张扬人格理想的精神特质，既体现为道德、审美等方面的精神文化，又体现为性格气质的心理文化，人类学家将其合称为“精神气质”。
记者：您能否进一步谈谈，湖湘士大夫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湖南人精神”中，究竟是在张扬一种什么类型的人格理想和精神气质？
朱汉民：湖湘士大夫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湖南人精神”，其实就是张扬一种合圣贤与豪杰为一体的人格理想。湖湘士大夫总是把成就为“圣贤-豪杰”作为自己的最高精神追求，这一点，对湖湘地区的学术思想、社会风尚、人材模式均产生很大的影响。本来，“圣贤”所代表的是一种坚定的价值信仰和身心实践；而“豪杰”体现为一种坚勇的气质、开拓的能力、经世的事业等等，两者各有不同。但是，湖湘士大夫强调“圣贤”的价值理想、文化理念，必须和“豪杰”的意志能力、经世事业结合起来。在湖湘文化史上明确倡导圣贤与豪杰统一的是王船山，他提出“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不豪杰者也”。“豪杰”是成就为“圣贤”的必要条件，不能成为豪杰者就不能成为圣贤，一切有志向的士君子必须能够让自己成为有坚强气质、经世能力、事业开拓的豪杰之士，否则其价值理想均是空谈。但是，“圣贤”人格比豪杰人格的内涵更加丰富，圣贤除了具有豪杰的外在条件和工具理性外，还有超越现实的文化理念，具有自我完善的道德追求。
记者：王船山所倡导的“未有圣贤不豪杰者也”，对湖湘士大夫群体的人格理想和精神气质产生了什么影响？
朱汉民：在湖湘文化史上，能够使“圣贤—豪杰”型人格成为湖湘士人的普遍追求并成为一个典型的区域文化现象，最初就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领的思想与实践。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领是一个很大的儒家士大夫群体，不仅包括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郭嵩焘、刘长佑等著名将领，同时还包括一大批湘军统领、幕僚及地方官员。他们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均是儒生，受过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并有进士、举人、秀才、生员等出身，具有执著的“圣贤之学”的追求。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走的军政的道路，普遍具有豪杰的人格追求，并且表现出豪杰人格所特有的强悍气质、卓越能力与军政功勋。作为一种“圣贤—豪杰”型人格的倡导者，他们鲜明地表达了这种地域化的“湖南人精神”。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追求“圣贤—豪杰”型人格的典型。他一直服膺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的人格理想，坚持既把圣贤的道德人格、文化理念作为自己的最高精神追求，又执著于豪杰的强悍气质、卓越能力及政治事功，坚持二者的密切联系，并将二者做到一种力所能及的境界。所以，曾国藩在经世实践中，将豪杰的人格特质纳入到圣贤修身中来，又将圣贤们价值理念渗透到豪杰的经世技能、政治事功中去。他理解和追求圣贤人格，并不只是那种一味追求正心诚意、静坐内省的人格特质，相反，他特别强调将豪杰人格的特质纳入到圣贤人格之中，他说：“豪侠之质，可与入圣人之道者。”他将那些豪杰之士所具的精神气质、经世能力均纳入到圣贤人格中，这样，他所追求的圣贤人格，就具有豪杰的质性。湘军将领以这种“湖南人精神”的文化理念、人格修养为基础，积极从事军事、政治活动，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成就了自己的“圣贤-豪杰”型人格。他们的精神气质影响到后来的一代代湖湘士大夫与知识群体。后来，湖南涌现出一批批杰出的军政界的领袖人物，他们均是这种“圣贤-豪杰”型人格的倡导者、实践者。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化理想和道德操守，体现出“圣贤”的价值关系、人格修养的特质，又有坚强的血性气质、卓越的军政才能，在风云变幻的近代历史上体现出“豪杰”的热血、才华和成就。
记者：“湖南人精神”确是表现出一种特别的精神人格和精神气质，请您进一步谈谈，构成这种人格理想、精神气质的文化基因是什么？
朱汉民：以“湖南人精神”为核心的湖湘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其文化基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湖湘地区具有蛮性气质的民性。沿着历史长河往前追溯，无论尧舜禹时期“有苗”、“三苗”，还是商周时代的“荆蛮”、“楚蛮”，其性格、气质普遍表现得骁勇、刚强、自慠。由于唐宋到明清的不断移民，湖南逐步形成一个以汉族人为主、包括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湖南人“劲悍决烈”的气质、性格仍然鲜明如昔，尚勇、好斗、任气、悍直，是比较普遍的特征。另一方面，湖湘地区注重道德践行的士风。宋元明清湖南的理学学术和书院教育比较发达，培养了湖湘士大夫追求道德境界和道德践行的士风，形成了一种区域性的良好“士风”，即湖湘士大夫的道德、审美等精神文化的特质。许多有见识的士大夫亦意识到，湖湘本土的“民性”与中原传入的儒家礼义并不完全是对立的，而是可以将两者融合起来的，如明代士大夫倪岳说长沙郡“士习则好文而尚义，其民性则决烈而劲直。故习之相近，固多问学志节之风；而性之所染，亦多豪犷桀骜之态，往往健讼之日闻而逋赋之岁积。”经过这种“民性”与“士习”的渗透与融合，湖湘之地确是成长了一大批成功将劲悍的民性与礼义的士气结合的湖湘士人群体。从明清到近代，一批批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总是将儒家的道德、审美等精神文化渗透到其“南蛮”的心理气质层面。由于士风与民性密切关联，故而在湖南士气、士风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湖湘士大夫群体继承了苗蛮的悍直、刚勇、任气的民性，故而才有“刚介”、“刚直”、“不畏强御”的气质；另一方面继承了儒家人格理想、德性修养的精神传统，并且将这种“民性”的悍直气质与“士风”的精神修炼结合起来，从而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忠义血性”、“血诚”的精神气质。因此，近代以来，湖南人以十分鲜明的精神气质而受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特别关注和敬仰，被称之为“湖南人之性质”或“湖南人底精神”。
记者：正如历经历史长河大浪淘沙，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民族的核心价值依然熠熠生辉。湖湘士大夫的精神气质作为湖南人精神，在后来的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了什么重要作用？
朱汉民：湖湘士大夫在中国近代化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均表现得特别突出，在中国的一系列近代化运动中，湖湘士大夫或者湖南的知识群体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思想动机、奋斗目标似乎不是源于他们直接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而主要体现为士大夫精神中的救国救民的经世情怀和“圣贤-豪杰”的人格理想。他们积极推动和参与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的近代化进程，正是基于士大夫精神中的救国救民的的经世情怀和“圣贤-豪杰”的人格理想。这些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往往是士大夫精神的实践者。首先，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的领袖，均是标准的士大夫群体。就是清末新政以后的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体现出鲜明的士大夫精神。黄兴、宋教仁、蔡锷这样一批辛亥革命的著名政治领袖，就表现出很强的士大夫精神力量。如宋教仁说：“须极力提倡道德，凡古昔圣贤治学，英雄豪杰之行事，皆当取法之”，其实这就是呼唤士大夫精神力量。中国近代史上那些推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的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恰恰是这一批士大夫气质的知识分子，他们特别具有传统士大夫精神。他们的价值理想、道德操守方面，都能够体现出士大夫精神的特点。他们就是提出的自由、平等、共和这些政治理念,往往也与“士志于道”的士大夫精神有内在的联系。
记者：元旦前后，有一则新闻在湖南百姓之间引起热议，那就是湖南人李作成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位陆军总司令。另外，湖南人进入今年新选拔的中国科学院、这广告词要的院士人数十分突出。在一片湖南人才日渐凋零、今不如昔的喟叹声中，这唤起了许多人对往日灿若星河的湖湘人才的记忆，也再度引起人们研究湖南精神、湘人气质的热情。您怎么理解这种现象？
朱汉民：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主流是崇文不尚武，故而他们的精神气质较多偏于阴柔、文气。但是，湖湘士人既是传统文化人群体，能够在学术、文学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又有特别的尚武的传统。宋明时期，湖湘士人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已经形成，宋明时期的湖湘士人不仅仅是在学术文化的“文”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军事思想与实践的“武”的方面亦有显著表现。到了晚清、民国时期，湖湘之地进一步出现了“无湘不成军”、“士乃嚣然喜言兵事”的景象。湖湘士人所表现出来的尚武精神，及其在兵学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的成功，确是一个令人称奇的区域文化现象。湖湘士人尚武精神为世人所瞩目，是在晚清、民初时期。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湖湘士人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近代化运动核心，恰恰在于他们在文、武两个方面的重要贡献。因此，近代湖湘士人群体（即知识群体），他们既有强烈的崇文意识与深厚的学术素养；但由于经世的需要，又具有突出的尚武精神与卓越的军事才能。因此，我们毋庸讳言，那种作为湖南精神气质的士大夫精神一定会得到传承、弘大，并在谱写好中国梦的湖南篇章中发挥积极作用。你说的湖南人李作成被任命为解放军首位陆军总司令和湖南的院士群体现象，就可以看作是湖湘士大夫崇文尚武传统的现代体现。
记者：2014年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关于推进作风建设的讲话中提出“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重要论述。最后请您谈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历史传统的“湖南人精神”）的关系。
朱汉民：其实，“三严三实”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圣外王之道”、 “圣贤-豪杰”人格理想有密切联系。“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梁启超曾经提出：“内圣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体，其旨在于内足以资修身而外足以经世。”后世的士大夫也一直将“内圣”与“外王”的结合，作为自己的政治理念与人格理想。在现实中， “内圣”与“外王”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具有“内圣”价值取向的士大夫往往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离不开一个“严”字，总是能够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儒者将自己的学说称之为“圣贤之学”、“圣学”，就是希望自己以圣贤的理想人格为目标，来学习并达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 “外王”就是那种以外在经世与事功为目标的政治人格类型，他们离不开一个“实”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外王之道”即是指那种具有开拓事业、创造功业的原则、方法。“外王之道”旨在培养从政者做到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使他们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活动中能够创建政治事功的人士。由此可见，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的“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圣之道”的要求；而“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外王之道”的要求。当然，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理念中，“内圣之道”的“严”与“外王之道”的“实”结合起来，才能最高的理想。中国传统文化总是盼望培养那种既是圣贤又是豪杰者成为政治领袖。所以，从政者要做到“三严三实”，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做人做事的智慧。“三严三实”其实是和“圣贤-豪杰”人格理想的“湖南人精神”也是相通的。
（原载《湖南日报》2016年1月20日）